日本裁判员制度 可行?

出处:2011年8月18日 中国时报
作者:孔杰荣(柯恩)、越元瑞树

英文原文

当中国大陆、台湾和南韩都在考虑一般国民参与重大刑案审理之最佳方式时,他们应研究日本模式。经过数年精心筹备,日本于零九年引入新制度,由六名非法律专业人士担任“裁判员”,与三名职业法官一起决定定罪与量刑。这个制度迄今为止可说是成功的。

然而,该想法甫提出,很多日本人担心最糟的情况──非法律专业人士可能会太感情用事、盲目偏袒、因未经训练而不知如何分析复杂案件事实。日本在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三年间曾在刑事案件中尝试,由被告选择是否由提供“参考性”意见的陪审团审判。当时多数被告拒绝使用陪审团,这项实验终未成功。之后,保守派专家和大多数民众仍认为,司法还是留待法官和检察官解决比较好,因为他们普遍被认为公正且客观。这反映了日本一种传统观念,即“官员最了解情况”。受此影响,加上一般民众缺乏法律经验,一些评论人士便说,“外行人”无法不受到职业法官意见的牵引,他们的参与有名无实。再者,一些调查也证实,大部分日本人不愿参与刑事审判。

但是,九十年代初,为促使国家自金融危机中恢复,日本政府启动了旨在限制官僚权力的解除管制政策。公众对司法职业人士的信心,恰也在那时开始动摇。越来越多人批评刑案的审理毫无道理地慢,且难于理解。法院被指对未成年罪犯过分宽容,对被害人则漠不关心。一些律师和其他法律专家认为,法官和检察官的合作关系太过密切,使被告及其律师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而这与日本名义上施行的当事人进行主义制度不符。

九五年是一个转折点,恶名昭彰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后,法院对涉案恐怖分子的处理,使民众长久以来累积的不满情绪大爆发。许多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讲到,“(对恐怖分子的)刑事审判完全没能反映我们的感受”。媒体和政府因而通过支持公众参与,来提升审判结果中民意比重、加强公众对司法的理解。改革者们也希望审判可以变得更加迅速、公正、更易理解且更值得公众信任,而限制法官权力的想法,又恰好与新的解除管制政策完全契合。

最终,零四年,日本立法机关同意了改革的想法,认为司法太过重要,不能单单倚赖职业人士,并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法》。这一法案适用于特定的严重刑案,包括谋杀、强暴、对非空置住宅纵火等;法院和被告人无权要求排除裁判员而仅由职业法官进行审判。

这一新兴制度的特色之一,是“外行裁判员”系针对每个新案随机抽选产生,而不似德国、法国和义大利,经由推选产生并在某段时间内审理多个案件。裁判员和法官在定罪量刑方面拥有同等权力。投票服从多数决原则,但条件是至少一名职业法官支持多数意见。

刑事程序的若干重要革新,也有助此新制度一臂之力。首先,控辩审三方在裁判员选出前要召开审前会议,厘清庭审安排、决定案件重大争点及应当考虑的证据。重大革新之二,是要求凡适用裁判员制度的庭审连续开庭,而不能间隔很久。改革举措之三对所有刑案适用,即允许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讯问证人和被告、并对定罪量刑表达看法;同时,裁判员也可对证人和被告发问。最后,为促进量刑公平公正,日本最高法院成立量刑检索数据库,提供裁判员制度下过往相似案例之量刑结果,供法官和裁判员组成的合议庭、检察官和律师参考之用。

鉴于目前已有约两千五百件个案适用了这一新制度,一些趋势已现端倪。首先是审结快,尽管法庭评议过程保密,可看出法官和裁判员都已很适应合作的种种挑战。感情用事和盲目偏袒并未如预期般成为大问题。从前高于99%的定罪率无明显下降,特别是由于检察官在起诉时似乎前所未有地谨慎。就量刑而言,从前法庭习惯判处被告的刑期,大体为检察官求刑幅度之80%,“混合式法庭”量刑结果较之虽无很大浮动,却对个案细微差异给予更多关注,有时格外同情被告,有时处罚又较为严厉。虽总体来看大部分量刑结果并无变化,一个明显的差别是缓刑判决数量增多,且更多被告获缓刑的同时,被判加入强调改造的缓刑保护观察计划。

这个制度带来的最重要发展,或许体现在最细微的方面。据报导,检察官如今在审查被告审前警讯供述时更加仔细,且会考虑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日本最高检察厅最近也宣布,打算凡适用裁判员的案件,对被告的讯问均全程录影,并要求检察官尽可能尊重裁判员制度下的判决结果。最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法官─裁判员”组合,重视证人当庭作证,包括交互诘问,因而取代了日本从欧陆学来、由法官聚焦在审阅审前案卷的传统审判模式,为日本的当事人进行主义审判模式带来了全新生命力。最后,无罪判决虽仍不多,但比起单纯由职业法官组成的法庭,混合式法庭上的法官和裁判员给人印象更开明、更倾向于怀疑审前供述。

新制下,许多议题仍待解决。包括混合式审判的案件类型是否应扩大或缩小?被告是否有宪法上的权利来选择审判种类?对包含如精神错乱等异常复杂情形之案件,裁判员是否应事先接受特殊准备?混合式法庭应如何践行无罪推定原则?每个案件选择新裁判员的行政成本、时间和金钱为何?裁判员是否真的不受法官的知识和名望左右?辩护律师能否提高技能以适应新机遇?

尽管仍有上述问题,日本模式的混合式法庭已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开端,而南韩目前实行的,同时也是中国正在摸索而台湾还在考虑的,仅具“参考”性质的陪审团或其他类似制度,相形之下或许显得不够大胆。比起日本,其他这些东亚国家是否太不相信其一般人民呢?

(作者孔杰荣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兼任亚洲资深研究员。越元瑞树为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州律师、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英文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