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报40年 成绩斐然

出处:2012年2月23日 中国时报

作者:【孔杰荣】

尼克松(右)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访问中国,毛泽东(左)在中南海接见他。(新华社资料照片)

四十年前的此时,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展开他自己称之为“改变世界的一周”,虽然用词毫不谦虚,但却不失精准。此次访问对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连任非常关键,老练的观察家们当时都了解,此次访问的成败,取决于他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如何处理台湾地位问题。这个问题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国共内战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自一九五○年六月朝鲜半岛爆发冲突,至尼克松访华之二十多年间,美国一直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这并不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秉持的立场。二次大战期间,美、英、中三国在一九四三年的开罗宣言中同意,对于日本在一八九五年动武迫使中国割让的台湾,日本必须在战争结束时将其归还予中国。因此,一九四五年十月,取得胜利的同盟国授权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在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

当时蒋并未等到任何和平条约正式完成台湾的归还程序,即将台湾重新整合到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时至一九四九年秋天,蒋政府在中国大陆被毛泽东领导的势力击败后,将台湾作为抵抗共产党革命的最后避难所。而毛则准备攻岛,完成革命。

当时美国国内,杜鲁门政府被指控“丢失了中国”,将其拱手让给共产党,而遭到在野共和党的强烈政治攻击。面对各方要求政府部署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毛泽东即将发起的猛攻,杜鲁门政府正斟酌如何回应。经过痛苦和激烈的全国性辩论,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艾奇逊于一九五○年一月连续发表演说,宣布美国不会干预。他们说,干预行动会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而且会被视为是对亚洲国家领土完整的干涉。

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台湾已再次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在事实上台湾的地位并未经过任何和平条约的正式确认。国务卿艾奇逊是一个有才干的律师,如他所言,当蒋的势力在战争结束时被任命接手台湾,没人提出任何“律师会提出的疑虑。”他表示,蒋接手台湾之根据是基于开罗宣言及后来战时之承诺。

然而,此后不到六个月,当朝鲜入侵韩国时,美国将这一侵略行动理解为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对朝鲜半岛的进犯,更是对台湾和印度支那地区的攻击。杜鲁门总统在未展开任何全国性辩论的情形下,旋即宣布已命令第七舰队保护“福尔摩沙”,采用的是台湾在西方世界的别称。为了正当化这个事关重大的决定,杜鲁门和艾奇逊改变了美国的法律立场。总统发表正式声明,表示该岛屿的法律地位未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恢复,或与日本正式缔结和平条约,或是经由联合国考虑后,再做决定。

该声明给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增添了变数,但即使如此,美国仍继续将蒋政权视为合法的中国政府,并与之维持外交关系,还缔结了互防条约以保障该岛的安全。

当尼克松和基辛格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抵达北京时,美国仍然秉持上述令东道主深恶痛绝的观点,北京始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台湾“早已归还祖国”。由于蒋政府除了两个位于中国大陆沿海的小岛外,已不再控制任何属于中国、主权无可置疑的领土,而且其在一九七一年十月才被联合国逐出,所以当时蒋政府声称自己是中国大陆合法政府的主张,长期看来对中美关系不再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然而台湾地位问题就困难许多。在这个阻碍中美恢复关系的关键性问题上,华盛顿和北京所持的互相矛盾的立场将如何调和?这一次,美国是否会重新调整其立场,牺牲台湾人民的安全?北京是否会变通?

即便是仓卒成稿,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布的《上海公报》行文巧妙,构思精心,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独辟蹊径,找到了促使中美和解的方法,同时又无须在实际上处置台湾问题或危害到台湾安全。文件中美国单方面陈述其观点的一段话,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第一句话中,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模棱两可地暗示着两种可能性:一是所有在台湾岛上的人民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抑或,另一较为可能的说法是,岛内持不同观点的人不是中国人。即便如此,这句话本身相对来说还是无伤大雅,因为其意旨仅在声称注意到了对方所主张的立场。

但是,第二句紧接道:“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该段落甚至接着重申美国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自《上海公报》公布以来,过去四十年间出现了诸多进展,包括华盛顿和北京建交,华盛顿和台北断绝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国内通过了对台湾继续提供保护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近来台海两岸缔结了许多半官方的协议。

至今《上海公报》的意义仍备受争议,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公报中最著名的那段话为两国取得进展拓展出一条道路,这些进展显然改变了世界。

然而,由于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国惊人的崛起,台湾民主和法治的卓越成就,以及日益相互依存的美中台三方关系,下一个四十年里,政治领袖在朝向保护东亚地区和平及台湾人民自由迈进之道路上,势必将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

(孔杰荣Jerome A.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英文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刘超、陈玉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