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法律倡导者陈光诚及其家人受到虐待和非法监禁一事进行调查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对中国法律倡导者陈光诚及其家人受到虐待和非法监禁一事进行调查

 

发言人:孔杰荣(Jerome A. Cohen)

题目:在有法不依的中国,陈光诚被迫害一案是否会成为对抗的转折点?

时间:2011年11月1日

 

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委员会举行这次紧急听证会,也很高兴能借此机会简要介绍一下我的朋友陈光诚,一位盲人业余律师,以及他的妻子袁伟静身处的困境。他们的遭遇可能会对13亿中国人有重要意义,应该得到本国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更多的了解。

和美国一样,在中国,个体事件有时会促成人权和法治的进步,且起作用的往往是那些悲惨的个人遭遇。陈光诚和他的家人已经承受了多年的迫害、骚扰和暴力虐待,我希望对他们的关注,可以尽快激励改革,而不要等到最后的悲剧发生。

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发言澄清三大迷思。第一是,很多人错误地以为,在中国,对律师和法律活动人士的迫害和虐待是罕见的,仅施用于少数将不公不义公开诉诸法律的英雄般的异见人士;相反,许多人选择以较为耐心、缓和的方式来解决不满,则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中国的律师活动人士和非职业的法治倡导者,长期以来处于广泛而系统性的官方打压之下。今年早些时候,情况进一步恶化,许多之前敢于直言的人,都不得不噤声。大批律师受到攻击,不只是因为挑战政府在宗教、言论和集会等方面政策,还有很多是因为代理了抵制强迁、环境污染、食品和药品造假、官员腐败、对残病疾人士的歧视等案件,当然也包括像陈光诚最近一次代理的强制堕胎和结扎的案件。

许多公益律师和刑辩律师,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维权”律师,直到当地司法局威胁收回他们的律师执照,警察把他们拘押收监或软禁在家,当局“建议”他们离开中国,甚至雇来流氓绑架和殴打他们,才恍然,自己已无意间成为“人权活动人士”。上海律师郑恩宠,自服完三年监狱刑期后,就被非法拘禁在家,至今已有五年。北京律师倪玉兰,在押期间遭到殴打,造成双腿永久性骨折,现在又面临新一轮的起诉。两人当年都是因为代理房屋强拆案件而与警察发生冲突,从而“变成”维权律师。

类似的事例我还知道很多,并且我们应当记住,中外观察人士所看到的,还只是躲过了中国政府精心设计的信息审查系统的少数“漏网之鱼”而已。和陈光诚的案例一样,当局不惜代价,不遗余力地切断一些律师与外界的联系,并使得外界无从知晓他们对这些律师及其委托人的虐待。

迷思之二,是对陈光诚的迫害仅仅是当地政府胡作非为,既没有经过中央政府和中共领导人的批准,也没有得到他们的默许。

在中国,许多执法暴行的确始发于地方。陈光诚的情况一开始也是如此,但随着互联网和国外媒体的曝光,很快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注意。零五年十一月,正式的刑事司法程序还未启动之前,临沂市政府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发动了对陈光诚及其家人的非法软禁。为确保领导层知晓此事,我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该案情况,并公开质问时任公安部长周永康,是否认可当地警察这种非法的野蛮行为。

据报道,公安部之后曾派代表为此事与地方和省级官员会面,讨论情况。但当地政府随后就对陈光诚提起了刑事起诉——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压制手法。我坚信,目前已是位高权重的政治局常委之一,且身为中共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人的周永康,多年来都了解陈光诚被迫害的状况。

迷思之三则是,自陈光诚去年九月九日刑满出狱以来,当局之所以对其一家如此迫害,一定是依据了某种法律规定。政府通常都试图对不当行为维持的表面上的合法性,即使是中国政府也不例外,无论这种伪装是多么不堪一击。中国的法律执行机关,为了将自己众多“手段”合法化,利用了当前《刑事诉讼法》中的每一种例外、模糊的措辞及漏洞。但就我所知,陈案中连这样的借口都没有,警察当局似乎已经黔驴技穷。

陈光诚当年被判刑的同时,并未被剥夺政治权利,因此刑满出狱后没理由被继续软禁──剥夺政治权利有时会被用来解释为什么继续对出狱的人进行控制,虽然那样本身就是错误的。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正受到臭名昭著的“监视居住”——快要出台《刑诉法》修正案,可能会使这一本已非常严厉的软禁措施更加泛滥──但即便陈被监视居住了,法律规定六个月的期限也早该到了。毫无疑问,当地官员和他们雇用的流氓对陈光诚和他的妻子施加的暴力虐待,在中国法律里找不出任何依据。

在十月二十八日北京的一个记者会上,一名外国记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提问,请他解释软禁陈光诚的法律依据。李飞拒绝正面回答,只是给出了难以令人信服的含糊说辞:“在中国,公民的自由受到充分保护,任何强制措施都是基于法律的。”这一问一答在此次记者会的文字记录和视频录像中被删除了,显然,连这样空洞地宣称依法行事,中国政府也不希望其人民听到。讽刺的是,该记者会的本来目的,是为了庆祝政府发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书中称赞和记录了中国在建立建成“较为完备的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位记者的问题使整场庆典败了兴。

陈光诚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心危害社会稳定和谐的”麻烦制造者“。事实上,他想利用法律体系,以法律允许的有秩序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不公,依此促进稳定和谐。他唯一的错误在于太相信成文的法律,真心地相信中国法律改革的力量和承诺。有一天,他所代理的那些穷人的案件被当地县法院拒绝后,他感到特别沮丧。他问我:“当局到底希望我怎么做?上街领导游行吗?我不想这么做。”但是,现实如此残酷,他最终因为聚众扰乱交通和故意毁坏财物这两项莫须有罪名入狱。

迫害陈光诚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当然,这反映出当地政府恼羞成怒后的报复,因为当他们不择手段执行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时,他们僭越法律的行为被暴露给了中央政府和全世界。但同时,对陈光诚的迫害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看,它是中央更广泛的全国性的政策的一部分,是中共希望鱼和熊掌兼得的策略。

一方面,党想在国内保持合法性,在国外赢得”软实力“,于是打造并宣扬一种“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称其保护了公民的权益,限制了执法者进行惩罚的权力。另一方面,为确保这些权利和限制从来不会彻底实现,它打击律师和法治倡导者,而这些人是唯一有能力把这些纸上的承诺转变为“现实法律”的人。

这些人中就包括了陈光诚这样的“赤脚律师”。如果这个团体可以被有效地打压,党就能保持其建设稳定和谐社会的形象,至少眼下如此。但长期来说,许多人都和陈光诚一样对法院感到失望,却没有他对法律的不二信念,这些人有一天真的会把不满发泄到大街上。对一个每年大约发生十八万起暴动和公开抗议的国家来说,这样反而可能会制造更多的不稳定和冲突。

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陈光诚自由,让其他的法治倡导者们脱离被恫吓的梦魇?艺术家艾未未最近获释表明,国内外压力结合起来是有可能改变现状的,尤其是中央再过一年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后。与此同时,提升公众知晓度是不可或缺的。今天的听证会,以及在其他民主国家进行的数十场类似会议,可以激起国外的国际组织、政府、非政府组织、学者、律师协会和普通人的更多关切。当然,在美中两国进行官方人权对话,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民主国家与中国进行非正式对话时,除了着眼立法进展,也应当关注个案。

然而,问题关键还在于加强透明度。自陈光诚的名字在海外家喻户晓已过去六年,但中国许多刑事司法方面的专家,仍然称从未听说过这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活动人士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宣传这一案件是如此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宁愿名誉大大受损,也不许别人接近陈光诚、与他交流。陈的案子,可能会成为中国追求自由和正义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主席先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聆听。这篇介绍性的讲稿所附,为我发表的关于陈光诚事件的一系列短篇文章。纽约的“中国律师之友”即将发布题为《法治的呼唤及中国2011年的镇压:逆境、压迫与反弹》的报告,我建议也纳入此次会议记录中。

我非常期待听到听证会上其他证人的发言,以及委员会的问询和评论。

 

(本文系亚美法研究所研究韩羽在“译者”志愿者的翻译稿基础上整理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