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存在“两个中国”

本文出处:2010年9月2日 中国时报
孔杰荣(柯恩)

从刑事司法正义──及非正义的角度来讲,确实存在著“两个中国”。在其中一个中国,数以千计的法律改革人士──包括学者、律师、法案起草者、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官员──多年以来不辞辛劳地致力于创制法律、法律解释及规章,旨在使目前的制度更公平、更准确,而这两点也正是该制度长期以来非常需要的。

在这个中国,下列事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针对目前为数众多的死刑罪名,全国人大预备减少其中将近五分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执法部门刚刚订立了程序规定,禁止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作为定案依据,并规定对死刑案件中证据进行特殊审查;最高法院近期重新担负起死刑覆核的艰巨任务,每年对下级法院判处的几千起死刑案件进行审核;两年多前新修订的律师法得以颁布,意图使辩护律师能保护嫌疑人和被告的权利。

警务人员滥施酷刑,司法冤案层出不穷,这些惨剧激起了中国国内民众的愤慨;不仅如此,五花八门的刑讯方式也令国外感到震惊,更不必提每年实际执行死刑的数量──其确切数字虽无从知晓,但无疑相当庞大。受此刺激,中国政治领导人已逐渐开始将刑事司法的运作提上更高的日程。中国在一九九八年就已签署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未批准,也未打算对该公约所要求的正当法律程序做出完全的承诺。不过,鉴于中国已在一九八八年正式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这似乎代表,领导人有意承担中国在此公约下的义务。同时,领导人还授权采取措施,进一步减少判处死刑的数量,期望或许可以减至每年四千起;而在此之前,中国每年判处多达一万至一万两千起的死刑,有时甚至还不止这个数字。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认为,如果这个数字能减少至两千,到那时,中国政府也许就不必大费周折,难堪地将这些重要的数据按“国家秘密”来对待了。

但是,另外那个中国会允许实现这样的目标吗?在那个中国,改良的纸上法规被严峻而不透明的现实所覆盖。那是一个由警界主导法律体制的中国。在面临国家十分严重的犯罪问题时,这个体制不愿遵守那些会限制追诉重要调查对象的法规。这尤其反映在定期的、高调的打击犯罪活动中,例如反复出现的“严打”,或是近期在重庆市开展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所谓“打黑”运动。

重庆政府广受民众欢迎的打击当地“黑社会”运动,是展现法律和现实交锋的最近实例。当时,最高法院和中央政府执法部门正在筹备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即基于国家长久以来禁止酷刑的规定,排除以刑讯或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口供;然而与此同时,重庆警方却忙于一项系统性的、漫长的酷刑计划,逼迫“打黑”运动中抓到的嫌疑犯,承认一些他们可能根本没犯下的罪行。

重庆建筑工程企业家樊奇杭的案子,目前已移交最高法院进行死刑覆核。鉴于之前种种禁止刑讯逼供的尝试并不尽如人意,这个案件给了最高法院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显示,这次新的证据排除规定应被正视。如果最高法院能承认该案定罪的证据是由刑讯逼供取得,并基于此撤销对樊奇杭杀人罪和其他罪行的认定,将案件发回以求一个更加公正的审判,这将成为中国执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反之,如果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即承认对樊的定罪,则意味著一切如故,未有改善。

一旦樊的定罪被推翻,就相当于公开证实了重庆警务人员、检察官、法官违反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自然少不了薄熙来这个掌大权的市委书记。薄领导了“打黑”运动,但同时,他不仅否认“打黑”过程中违反人权的指控,且对揭发此类行为的律师表示轻视。

樊的辩护律师朱明勇是一名能干的北京律师,在新的证据排除规定生效前,他曾先后向重庆一审、二审法院要求排除樊的口供作为定案证据,但均以失败告终。他意识到,到了现在,如果他仍固守于传统的辩护方式,则案件在最高法院“翻身”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因此,他采取了非同一般的手段,将樊遭受的长达五个月非人般的、专业手法的折磨公诸于众。除了媒体简报中血淋淋的细节,朱还将一个记录片提交最高法院,其中包括祕密录下的摄影片段,如实地拍摄了在押中的樊奇杭。这个纪录片同时也被朱公开。片段显示了樊的手腕上清晰的伤痕,这是若干月前,他连续数日被双手铐起反剪着吊在刑讯地点窗户的铁栅栏上,手铐嵌入他手腕后留下的。樊还在录影中提到他曾三次试图自杀以逃避这种折磨,并指出了因此留在他头部和舌尖的伤口。

朱明勇富有想像力的律师技巧,以及大胆运用的公共关系策略,有赖于勇气,也需要独立性。北京律师李庄,由于无畏地为另一位所谓的黑社会首领辩护,现已身陷囹圄。他的入狱极端令人愤慨,因为其缘由竟是所谓的唆使当事人编造受到刑讯逼供的供述。而在令人哗然的公开披露之后不久,朱明勇律师便杳无音讯了,或许,他是为了在最高法院评议期间保护自己。人们希望,他不是像中国最著名的维权律师高智晟那样,“被失踪”了。

最高法院的法官会怎样做呢?许多中国律师和改革人士希望,最高法院的法官能通过推翻对樊奇杭的定罪,以及对重庆的刑讯“运动”展开普遍调查,促使实践中的法律向书本上的规定进一步贴近。但那同样需要勇气和独立性,就像已失踪的樊奇杭的律师所拥有的那样。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作者艾华 Eva Pils,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英文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