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薄熙来仍然是个难题

英文原文请见孔杰荣教授2013年10月1日周二发表于南华早报(英文版)的特约专栏.

孔杰荣教授认为中国领导人在薄熙来的上诉问题上面临两难——他们极不愿让他的二审如一审般“公开”,但又要看起来公开。

作者:孔杰荣(柯恩)

对于最近作出的有罪判决和无期徒刑, 薄熙来的上诉是否会再次为中国百姓的普法教育有所贡献呢?薄熙来的一审为上亿的中国同胞提供了生动的一幕:刑事被告人如何积极地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而不是只能以逆来顺受的认罪和道歉博得从宽处理。

虽然所有国家的司法体制都会对积极配合的被告人宽大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司法基调。然而在审理过程中,薄熙来还是明确坚定地主张自己的法定权利,否认指控的罪行,与不利于自己的证人当庭对质。

令人吃惊的是,薄熙来过去在党内领导层的同志们竟一改惯例,不仅允许一些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让他们接受辩方的交叉询问。

薄熙来不服判决依法上诉后,将会使新近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的另一主要程序暴露在公众的审查视野当中。根据中共的传统思维,上诉不过是被指控者拒不认罪伏法的进一步表现。这是在厚颜无耻地挑衅政府,不必要地耗费资源,是对处理该案件的公检法机关的谴责。

在普通刑事案件以及政治案件中,中国的执法人员通常会给被告人施加很大压力,甚至要求其在庭审结束前表示不上诉。有时他们会催促被告人在判决前向法庭保证不上诉,以增加宽大处理的机会。他们会告诉被告人上诉是没有用的。毕竟现实中,一审法院经常在判决前请示上级法院,在敏感案件中有关领导还会对判决结果予以指示。更与甚者,看守所的狱警还能有理有据地用数据证实只有极少数的被告人上诉,而且只有极少数的上诉成功。

如果劝说无效,狱警可能会诉诸恐吓、刑讯,甚至以将来在监狱受虐和骚扰被告人家属为威胁。在备受关注的政治案件中,被告人上诉会让中共特别难堪,可想而知,薄熙来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2008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对18年的有期徒刑判决没有上诉。薄熙来之妻谷开来没有对她以故意杀人罪处以死缓的判决提起上诉。薄熙来下属、声名狼藉的公安局长王立军,也没有对他15年的刑期提出异议。

之前曾要求过上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倔强的已故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悄无声息地维持了陈希同16年的一审判决,既没有对陈希同提出的证人书面证言询问证人,也没有开庭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仅仅查阅了卷宗,讯问了陈希同,书面审查了陈及其律师提出的上诉意见。

相比陈希同而言,薄熙来更是不按常规出牌。在被宣判无期徒刑之后,薄就高呼判决不公;加之上诉不加刑的立法规定,薄熙来很可能认为迫使检察院在山东省高院面前重述指控会得重于失。

可是,上诉会让薄熙来比陈希同有更多机会辩驳一审判决吗?他将经历怎样的二审程序?他的上诉会像一审一样成为公众了解更多刑事司法的机会吗?

薄熙来上诉让中共领导人陷入了微妙的两难困境。毋庸置疑,他们想让这件饱受争议的案件像陈希同案一样迅速而悄无声息地平息下来,但这不如陈案简单。薄熙来已获得了相对“公开”的一审,更何况新修改的中国刑诉法增加了被告人二审开庭审理的机会,在此情形下,中共将很难否决给薄一个同样“公开”的二审。

然而,如果上诉仅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新刑诉法并不要求开庭审理。除了阅读卷宗材料和控辩双方提交的书面材料以外,法庭只需自己去提讯上诉人,不需公开;其考量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意见,也不需通过正式庭审程序。

但是,毫无疑问,薄熙来会在上诉理由中否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的充实性。他会主张法庭应当排除他在审前羁押程序中被迫作出的书面陈述,但却未排除。该上诉理由会让薄获得类似一审庭审的上诉开庭。受欧洲大陆法系影响而有别于英美法系的刑诉法,中国的刑诉法允许在这种情况下对“上诉”再度进行全面审查,不限于审查法律争议。

同时,中国领导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另一个广为宣传,可以成为全民论坛的五天庭审,更不愿意再次让更有经验,更有准备的薄熙来在大众面前据理力争,甚至出示新的证据或提出新的辩解。中共很可能会对薄案的二审采取比一审更紧密的控制。毕竟普法教育不是中共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孔杰荣是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暨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殷驰,陈玉洁译。原文参www.usali.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