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對法治的貢獻

英文原文请见孔傑榮教授2013年8月27日周二发表于南华早报(英文版)的特约专栏.

作者:孔傑榮(柯恩)

要實現彰顯大國風範的法治,中國需要具備遠見、智慧和膽識的領導人。數十年的經濟、社會和法制發展使得中國民眾倍加期待一個公平、公正且在相當程度上擺脫政治和貪污影響的法制體系。萬事俱備,只欠領導人物。

我一度曾認為,薄熙來憑藉其才智、對世界的開放姿態,以及在主政重慶之前所展示出的領袖魅力,或許會成為這樣的一個領導人。他在重慶充分利用了毛澤東時代的宣傳和手段,其在這個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政治投機主義,如果已經助他一臂之力躋身高層的話,我想,同樣的投機主義或許會促使他轉向另一個方向——為自己爭取把法律的正當程序、司法獨立和公平審判帶給人類五分之一人口的歷史角色。薄熙來利用毛澤東思想佈局,一場豪賭,一敗塗地。然而,歷史卻以奇特的方式演進。

凡熟知薄熙來在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時種種作為的人,大都不會預言薄熙來對中國政治最終的貢獻是幫助改革派奮力將中國帶上依法治國的道路。主政重慶的五年間,薄熙來對於刑事司法制度而言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災難。時任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惡名昭彰,助紂為虐,薄熙來主政期間充斥著非法的電子監控——他們甚至對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實施監聽,對私有財產進行任意搜查和扣押,肆意拘禁和逮捕他人,數以千計的受害人遭到不幸。他們實施駭人聽聞的酷刑,不僅頻繁對嫌疑人刑求,強取虛假口供,而且還索性將其作為案件進入正式司法程序之前的懲罰手段,有些時候甚至對涉案人員實施致命性懲罰。通過恐嚇辯護律師和操控法官和檢察官,薄熙來和他的部下把刑事案件變成悲劇和鬧劇,在令其名聲大噪的「打黑」期間,一些打擊對象在毫無公平可言的一審和上訴程序之後被處決。司法機關本應該對薄熙來踐踏人權的行為一併進行追訴,不過卻沒有這麼做。

然而,在薄熙來的庭審過程中,儘管他過去的同志們對其處處設限,但是比起毛主席遺孀江青在1980年至1981年間公審「四人幫」的電視轉播中的所作所為,薄熙來倒是在更大程度上,使公眾意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不公平性。而且,儘管媒體尚未關注該案前景,不同於包括其妻谷開來和王立軍在內的其他更加俯首貼耳的政治犯,薄熙來或許會堅持上訴。根據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律,上訴可能導致法院對該案件的絕大部分進行重新審理,從而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提出進一步挑戰,要求他們表現出對被告人辯護權的尊重。

刑事司法制度是中國法律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儘管辯護權有憲法和立法保障,但是在實踐中,被告人很少被給予充分的機會來質問控方證人並且反駁證人的主張。儘管英美司法制度長期以來認為,交互詰問乃人類為發現真相而發明的最偉大的制度設計,但是在中國,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開審判中,公然否認代表政府的公訴方提出的指控,卻常常被視為是不能接受的做法。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1996年大修舊刑訴法時,新增交互詰問制度,承認交互詰問的價值。當時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進步。不幸的是,這只是一個原則意義上的進步,而非實踐中的進步。鑒於該新法條並未被解讀為刑事案件證人必須親自出庭作證,實務上,證人出庭現場作證的案件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因此,在中國,甚至在被告聘請辯護律師這種少數案件中,被告也極少可能利用到交互詰問的新制度。檢察官只需要在法庭中宣讀審前庭外獲取的證人證言即可,證人無需冒險出庭承受另一方的攻擊性提問。哪怕是最好的律師也無法對一張薄紙進行交互詰問!

刑事訴訟法去年再一次大修時,為增加證人出庭的可能性作出了一些修改,但是到目前為止,新增內容似乎並未起到有效作用。然而,新法賦予配偶一方拒絕出庭作證或者拒絕在庭外提供針對配偶另一方的證言的權利。這就是谷開來的缺席得以攪亂薄熙來第一天庭審的原因。沒有比他妻子更為關鍵的控方證人了。薄熙來兩次要求法庭傳喚谷開來出庭作證以便與其進行對質。審判長說他已經批准了薄熙來的要求,公訴方同樣也申請谷開來到庭作證,但是審判長說谷開來女士拒絕出庭作證。

不過,谷開來確實選擇,或者被迫,在法庭外作出了對薄熙來不利的證言。她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不希望看到她的證言受到交互詰問的檢驗。為了降低她拒絕出庭作證的不良影響,法院播放了相關部分錄影證言,她的這些證言在前一天已經當庭宣讀過,這樣人們可以至少粗略一睹她未經受對質時的舉止神情。

薄熙來而後激烈且長時間地詢問證人徐明、王立軍和王正剛,他否認並且嘲弄證人的證言,可見,谷開來有幸避免了類似的遭遇,這也顯示了,假使她的證言經過交互詰問,可能在何種程度上被修改或反駁。薄熙來對徐明的連續發問鞏固了薄熙來的抗辯,中國共產黨宣傳部官員也立即體認到這一點,他們指示國內媒體,關於薄熙來庭審的報道,標題中不能出現所謂的「二十問」。

薄熙來的一些論點並不具有說服力,而且,他的交互詰問技巧有些時候顯得較為有限,這也情有可原。雖然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官方微博的內容日益被篩選過濾,只能管中窺豹,但薄熙來庭審的公開展示無疑給尚不習慣「對抗制」的公眾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而中國已逐步引進了「對抗制」訴訟模式,只是在現實中卻甚少實施。單憑這一點,新華社自誇薄案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的確能自圓其說。

 

(作者孔傑榮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亞洲研究兼任資深研究員。英文原文請參 www.usasialaw.org。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劉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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