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明的中国法律体制

出处:20111110 中国时报

作者:孔杰荣(柯恩)

中国山东省临沂市的盲人陈光诚,是一位法律活动人士,他此前因帮助当地妇女抵抗政府推行的强制结扎,入狱服刑长达四年三个月。一年多前,他刑满获释,却自此被警察囚禁在家,饱受虐待,至今不见天日。最新的消息是,虽然中国大陆对信息进行严格审查,陈及其家人的不幸遭遇,却正在吸引中国民众的注意,同情并支持他的人,从各地赶去探望。不过,当地便衣警察不许来访者接近陈一步,还经常暴力驱逐他们。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解释,凭什么对陈施加“法外”制裁,我们不禁担忧,这种呼声万一激化为激烈对峙,可能会造成惨烈后果。然而,这股自下而上的压力,是中国法律改革多年来,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新进展。陈光诚事件,或许会成为中国艰难迈向自由和正义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艺术家艾未未不久前获释,这说明如果国内外同时施压,能改善异见人士的处境。因此,不断提升陈光诚事件的公众知晓度,特别是扩大中国国内舆论支持,对帮助陈及其家人脱离苦海,是不可或缺的。

要想真正了解陈光诚所处的困境,必须首先破解三个迷思。其一,很多人以为,对律师及法律活动人士的打压和虐待,在中国是罕见的;除非少数英勇的异见人士,面对不公时舍弃较为缓和的方式,公开诉诸法律,不然类似事件不会发生。

陈光诚从未觉得,自己是个一心破坏社会稳定和谐、专门“惹是生非”的人。事实上,他希望运用法律机制,以法律允许的方式,有秩序地纾解民怨,依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他唯一的错误在于,作为中国法律改革的虔诚信徒,他太把纸上的法律当了真。

有一次,陈无偿代理穷人打官司,县法院却不肯受理,他格外灰心丧气。他问我:“上面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带头上街抗议吗?我不想那么做。”怎料,命运和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他最终被定罪时,当局罗织的两项罪名,正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和故意毁坏财物。

中国的律师活动家和非职业的法律倡导者,长期以来受到官方大范围、系统性的猛烈攻击。已有数百名律师,因为代理抵制强迁、环境污染、食品和药物污染、官员腐败以及歧视残病人士等案件,受到打压。

许多公益律师和刑辩律师,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维权律师,直到地方司法局威胁取消他们的执业资格,警察把他们拘押收监或软禁在家,当局“建议”他们离开这个国家,而政府雇来的暴徒绑架和殴打他们,才恍然自己已成为政府重点镇压的对象。

迷思之二是,陈光诚最近的苦难遭遇,只是又一起地方政府胡作非为的例子,既未得到中央首肯、也没得到其宽恕。确实,很多针对律师的攻击,都是地方政府首先发起的。零五年,陈案伊始,便是地方当局派了暴徒,将陈全家非法囚禁在家。但是,国家领导很快获悉了此事。据说公安部为此派了代表和地方官员见面。随后,当地政府便正式对陈提起刑事指控,这是一种更常见的打压手法。

迷思之三则是,自陈去年出狱以来,其全家饱受苦难的背后,必定有当局宣称的某种法律依据作支撑。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即便是中国政府,通常都喜欢找一些言之成理的借口,为其不当行为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哪怕这种伪装或许根本不堪一击。不过,在陈光诚事件中,我甚至连这样的借口都没有听说,看来中国警察已黔驴技穷。

十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一名外国记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提问,请他解释软禁陈光诚的法律依据。李飞拒绝回答,仅仅表示,“国家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给予充分保护,任何强制措施都是基于法律的。”这一问一答,分别从记者会的文本记录和视频转播中删去。

警察为什么要迫害陈光诚?对地方官员来说,他们为完成计划生育政策的严苛指标而不择手段,一旦执法中的违法行径遭曝光,引起了中央政府和全世界的注意,自然恼羞成怒。但对陈的迫害,其实也是中央更广泛的、全国性政策的一部分,反映了党希望鱼与熊掌兼得的策略。

一方面,中共力求对内确立合法性、对外提升软实力,因此打造和宣扬“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承诺以此保护公民权利,限制执法者进行惩罚的权力。但与此同时,政府又要确保这些文本上的承诺永远不会被彻底实现,于是疯狂打压律师和法治倡导者,因为他们是唯一有能力在实践中赋予法律“生命力”的人。

这些人中就包括了像陈光诚这样的“赤脚律师”。中共如能有效钳制这一群体,则至少眼下得以维护其建设稳定和谐社会的形象。然而,许多人和陈一样对法院失望,但却没有他对法律的坚定信仰,这些人终有一天会真的把不满发泄到大街上。这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增加社会不稳定。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作者于十一月一日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并作证,本文为证词原稿之修改稿。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英文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