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出处:2011年3月31日 中国时报

作者:孔杰荣 (柯恩)

约瑟夫• 斯大林在苏联臭名昭著的“大清洗运动”的巅峰时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律的稳定性”。那时的他风头正劲,为肃清数百万政治敌人,操控苏维埃法律体系于股掌之间。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时也是在中共中央担任重要职务的政治局常务委员吴邦国,在其新近所作常委会年度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他的报告表明,比起孟德斯鸠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更愿意继续遵从毛泽东思想,且拒绝三权鼎力,和其他西方模式的、将政府置于法律框架之下之制度。吴在报告中详述了中国目前已经公布的法律、法规、解释以及其他法律规范的范围和数量,意在为他关于中国“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的说法提供事实依据。但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的法律制度,其性质又是什么?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在外国政府专家、记者、商界人士、社会科学家以及律师之中,引发了就这一重要问题的新一轮讨论。同时,无论是中国本土上述人士,还是立法者、警察、检察官、法官,甚至包括普通民众,但凡置身于这场实时的、重大而复杂的变革之中,都在做着类似分析,只是不得不以一种更加无声的方式进行。

吴邦国强调,鉴于“有法可依”的问题已总体解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问题就更为突出。吴在报告中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这想必连批评者也会赞同。但是,无论是上访人员、政治活动人士、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网路部落客,宗教践行者,还是那些设法通过法院渠道解决政治敏感性冤情的人群,以及想帮助他们的律师,却在承受日益严苛的镇压。这种镇压,不仅无视那些有限仅存的法律确认的权利,且变本加厉,超出法律体系界限之外。创立这种法律环境的初衷,在于推动国内经济、对外贸易、技术转让及投资,也确在这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且还将继续在当前发展中扮演正面角色。然而,一旦论及政治和民主权利,法律和实践的“脱节”便突显出来,且在以堪忧的速度加剧。

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概念,“中国共产党政治法律体系”的说法更能准确描述当前情况。这体系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可同样生根于“中国”的台湾法律体系,在台湾解严后的民主化进程中,却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迥异的制度。 中国大陆的体制很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中国在许多领域仍遵循苏联法律体系路径,该体系由毛泽东在斯大林当权后期引入,并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人们往往忽视了,即便前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已解体若干年,其法律模式仍继续影响中国。中国大陆的“党国”法律制度,依旧沿着列宁主义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前行。自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将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拯救出来,搞活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可惜,他并未就法律体系进行同样程度的变革,而在立法和执法机关设置方面,重树了苏联法律模式。

为了进一步促进并体现中国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中国法律及其实践部门逐渐超越苏联模式,变得更加完善、历练。法律教育和研究领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越来越有权利意识的民众希求正义的实现。成千上万的、因积累经验而更加自信的法律专家受此鼓舞,竭力敦促在实践中给予司法部门更多自主性,而这一切,都在对中共的垄断统治造成威胁。

自零七年中共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们目睹,领导层为保住党对法律体系的绝对统治,不惜倒行逆施。相对少数的一些有胆有识的律师,一直试图挑战这场新的“社会管理”运动。所谓的“社会管理”,是中共“用新瓶装旧酒”,试图以一九四九年之前用来统治农村“解放区”的意识形态诉求,以及儒家思想强调的“和谐观”,来为目前以警察统治主导的法律体系寻找正当性支持。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早在一九七八年就明确定位了法律的功能:向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显示政府正当性;建立一套高效的国家机器及规范,约束个人行为、指导经济发展;促进国际商业合作;解决人民和经济组织之间的纠纷;为人民生活提供基本保障,防止再度发生中国在二十世纪共产党上台前后反复出现的专制和动荡。在今天,法律依然继续发挥着上述功用,尽管无法面面俱到。

目前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这个体制反而受中国经济成功所累,因为经济进步所带来的,不仅是一个蓬勃发展、教育良好、需求旺盛的社会,还有随之产生的大量经济与政治矛盾,包括巨大的贫富差距。法律机构没有跟上社会前进的不法;面对与日俱增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预兆,以及国外的“颜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引发的可见的威胁,党领导下的政府并未选择进行改革,反而求诸于镇压。

对镇压手段的依赖,给予了前公安部长周永康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以及由周安排的、负责法律体系的职业警官(亦是党内官员)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力。这导致在司法执法过程中,职业化的法律考量被进一步弱化,那些仍试图透过正式法律渠道为四面楚歌、饱含不满的个人和团体申冤的律师,则面临更加严酷的镇压。也正是这种理念,导致了“社会管理”、“维稳办”这种超法律的“制度创新”的出现。这些部门和正规警察一样,负责清查“偏激的思想”,无论这种思想是出自中国最破落的乡镇,还是在最负盛名的高校。这一切,都是不断发展变化、且遍布全国的公安部门“人民战争”的一部分。至少,就政治和民主权利的保护而言,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现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