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援人权律师 同行缄默

出处:2011年6月9日 中国时报

作者:孔杰荣 (柯恩)

中国政府过去对国内一小群“人权律师”的打压行动,并未能有效组织他们继续进行维权活动,但目前当局正在实施的新一轮恐吓、打压行动,似乎开始在这方面“取得成效”。有些勇敢的律师被羁押,与外界隔离,少则几日、多则数月,虽然他们最终获释,但其中大多数却从此三缄其口。这种沉默令人不安。

这些律师在被囚期间,遭受了羞辱和酷刑折磨,讯问人员还会没完没了地要求他们签署所谓“违法行为”之“悔过”书,并保证“将来不会再犯”。即便是获释后,他们仍会继续受到骚扰,当局持续的监视、隔离、威胁、限制及搜查,使得有些人感慨,这根本就不是重获自由。并且,哪怕没有警察目前时不时的提醒,所有维权律师也都深知,不仅他们自己,就连他们家人的安危也都攥在政府手中。中国的改革家虽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废除了对政治犯亲属实施“连坐”的刑罚方式,但在当代中国,哪怕所谓的“犯人”从未被以任何罪名正式起诉,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也常常会被政府盯上。因此,一些还未受过警察任意羁押之苦的维权律师成为惊弓之鸟,亦是人之常情。

中国约有十七万律师,数千名法学教授,然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于维权律师日益恶化的处境,始终保持沉默,引人侧目。零九年,五百多名律师曾联署请愿书,抗议对刘尧律师的不公定罪,此举成功为刘争取到较轻刑罚。但对于政府目前对维权律师这一波的“失踪”和镇压,法律界却未涌现类似规模的声援。当然,政府对媒体的严密控制,使得这些法律专家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对这些大煞风景之事视而不见。另外,其他律师只要对受难同胞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支持,后果随即便来:不仅他们和当事人之间关系可能被破坏,甚至还要冒职业权利被侵害的风险,因为负责规制律师执业的地方司法局可能来找麻烦。受司法局控制的地方律师协会,几乎从不履行其保护维权律师的义务。

对中国法学教授来说,公开发表意见要冒丢掉工作、或至少待遇受影响的风险,此外还会危及他们在重要法律改革项目上的影响力。刑事司法专家们有时会说,相较为个别律师所受虐待奔走呼号,更为重要的,是维持政府对他们的信任,以便能够有效地呼吁立法改革。有些人企图以贬低事态严重性来逃避问题,声称“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虐待律师的案例发生”。少数学者甚至提出,维权律师应该学聪明些,知道直接顶撞政府没有好结果,要想保护当事人利益,须采取其他更为迂回的方式;这是在暗示,实现法治本就不可一蹴而就,而维权律师不计后果的鲁莽行径,反而是“揠苗助长”。

好在少数杰出的教授和律师偶尔还能设法直言。零九年,知名北京刑辩律师李庄(非维权律师),因替一名所谓重庆“黑社会”首领辩护,而被严重不公定罪。北京律师协会就此案发出了简短质询,但很快就被压制下来。最近,重庆检方对李庄的第二次起诉以撤诉告终,许多人相信,检方这不可思议的举动,至少一部分是迫于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法学教授和律师的联合抗议。

中国大陆以外的法律专家是否也应当留意中国人权律师遭受的打压呢?香港法律职业人士至今未表现出兴趣。香港大律师公会在对其会员的一份通告中提及了李庄案,据称还与北京律师协会在私下会晤中就维权律师现状进行了讨论。至于香港律师会,虽在去年十一月与大律师公会发布联合声明,对毒奶粉事件维权人士赵连海一案的审判程序表达关注,但显然还未公开声援过维权律师。相较之下,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一个规模很小,知名度却很高的香港人权组织,却一直在呼吁所有中国大陆之外的律师抗议中国律师遭受的虐待;他们的努力也得到香港若干学者和重要人权机构发文支持。

台湾律师最近也开始积极支持其大陆同行。台北律师公会已发出数封信函及声明,抗议中国维权律师所受虐待,并在上周“六·四”前夕,和其他几个组织一起,呼吁马英九总统就中国律师遭受压迫一事,与中国政府进行讨论。此外,台北律师公会还与台湾人权促进会及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一道,就相关议题举办会议和新闻发布会,并开展与大陆维权律师的交流活动。台湾学界也逐渐对此议题表现出兴趣。

西方国家的律师组织,亦在慢慢增施压力。今年二月,拥有约一百万名律师会员的欧洲律师公会,第三次向中国政府表达了抗议,这次措辞最为强烈。三月,纽约市律师协会主席,代表该协会二万三千名会员,致函中国司法部部长,大篇幅详述了多名律师遭受虐待之案例,要求中国政府进行调查、停止骚扰律师、以及重申中国法律及国际法下律师执业不受非正当干预之权利。同月,总部位于法国的“国际律师观察”也就此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此外,纽约组织“中国律师之友”(设于福特汉姆大学的莱特纳国际法暨正义中心),亦发表许多声明,强调目前日趋恶化的局面。四月,伦敦的国际律师协会人权部也表达深切关注,指出,“中国当局不断扩大的绑架规模,制造出了恐惧氛围”。

然而,外国律师声援其中国同行的阵营中,却独独不见为数众多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个人;他们受益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贸易往来、技术转让、投资交易的惊人成长,但对中国维权律师的困境至今未置一词。例如,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就对外界试图引起它们关注所作的种种努力视而不见。要所有外国律师事务所联合起来、共同表达关注,这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除此之外似乎别无他法,因为律所出于其自身竞争力的考量,可能会继续持漠不关心之态度。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维权律师遭受的迫害要有多严重,才能唤醒他们外国同行的良心,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律师。客户想来不会要求他们的律师注意这问题;或许只有那些律师事务所想要聘请的、理想尚存的年轻律师和法学院学生的批评之声,才可入律所之耳,助得了一臂之力。

(作者孔杰荣,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 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