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谈法治·不分统独

本文出处:2010年8月19日 中国时报
孔杰荣(柯恩)

自我开始在香港南华早报和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两周一次的专栏文章,已整整两年。这些评论文章大部分是关于中国大陆、台湾或两地当前的法律和司法议题,以及自2008年马英九出任台湾总统以来,两岸和解进程中的政治法律议题。

我所探讨的均为敏感性话题,无论是有关刑事司法、法律职业,还是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我试图起到建设性批评的作用,指出问题,引起关注,并提供可能的改进方案。

对于中国,我既非支持共产党,也非反对,而是寻求当前政府下的改良。对于台湾,我既非蓝也非绿,我所支持的是台湾过去二十年在民主和制度化进程中所进行的改革,这些改革成就非凡,是中华历史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当我开始撰写这些专栏时,一些台湾观察家认为,马总统是我的朋友,也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给予他不遗余力的支持。其他人则期待我会站在民进党一边,因为我不但与我的另一名前任学生、前副总统吕秀莲是朋友,且我一向反对国民党过去在台湾长期专制时期施行的镇压。但我肯定,所有这些期望到我这里都落空了,因为我尽力不让友谊或政治过往模糊我的焦点,开放民主执政、人权保护和法治建设对我来说,才是最为重要的议题。

我的期望同样也落空了,因为台湾有些人在分析法律和政府议题时,不就事论事,而是基于台湾过热之党派斗争,以对哪一方产生影响为依据。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由于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则关于改革的批评与建议都集中在问题的是非曲直上,而非对党派的影响──至少从表面来看是这样的。然而,近来一股上升的“爱国主义”浪潮,使得更多的作者将原本负责任的分析,代之以显示“爱国”情操的辞藻。

在此背景下,当我得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湾事务研究员赵念渝近期以一冗长篇幅对我之学术立场进行抨击,我并不感到诧异。如同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的“爱国主义者”,他问道,意见不同的外国人为什么不能“少管闲事”。

为什么一个外国评论家会建议,如此重要的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在被台湾立院通过之前要接受逐条审查?为什么他坚持,认定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贪污罪行必须基于一个检方和法院行为均无可质疑之审判?为什么这个评论家要督促法务部停止试图惩戒积极为陈水扁辩护之律师?为什么他要呼吁成立独立委员会,以调查检方对贪污罪是否“选择性”起诉?并且,为什么他会要求台湾政府允许被流放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维吾尔独立运动的领袖热比娅入境?

在赵看来,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在研究了我的许多文章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即我必然是“绿色”。他指责我打着客观评论员的旗号,表面上以台湾之最优利益为己任,实则私下拥护台独,恨不得马总统的国民党政府下台。

赵完全无视我提出建议时根据的理由。对他来说,无论是加强议会民主制和透明度,给予前总统一个无可非议的公正审判,保护积极辩护的刑事律师,通过对选择性起诉的独立调查重建公众信任,还是接受争议性的来访者从而使信息自由最大化──所有这些政策都只是企图阻挠两岸和平和解进程的假面具。

无疑,赵极不情愿直接面对这于其不利的真相。他无法找到任何有关于我支持民进党台独的言论。此外,他不得不承认,在那篇遭其责难的关于ECFA的文章中,我和我的同事指出,在两岸未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的情形下,马总统仍成功地与北京之间签订了超过十二个重要的协定,最终签署了ECFA,我们表示这些成就值得称许。

任何客观的读者必然可以看出,我们赞成ECFA以及马英九所带来的和解进程。可惜,赵声称,若理解不错,则即便是在这些段落中,我也在运用律师的语言,巧妙而隐晦地表达我对马所取得的两岸间成就合法性的质疑!

我对台湾各方法律改革提出的建议,在赵看来都是暗中拥护台独,他还将此归结于我不理解中华文化。很显然,他认为如果我理解中华文化,就不会提议加强议会民主制和政府透明度、建议给陈水扁公正的审判、保护刑事辩护律师、倡议建立独立委员会以消除对检方是否公正的怀疑、或加强公众对相关信息的知情渠道。虽然赵质疑的是我个人是否有能力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但他却提出,希望“所有爱好管事的美国精英”都到中国和台湾落户二十年,接受开明教化以求理解“一个中国”政策的正确性。

我也同意孔子对人之可教性的信仰。但我希望,赵不至于需要另外二十年,才能懂得领会这些事情的价值:包括行政部门对选举产生之立法机关负责、法律正当程序、积极的刑事辩护、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不受限制的信息流通。此外,正如台湾杰出律师、国民党重要顾问陈长文近期所强调:“法治是两岸之间创造可长可久的稳定与和平,不可或缺的基石”。而他可不是“绿色”。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