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Jerome A. Cohen. The Silencing of Gao Zhisheng. CF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is increasing spending on the World Expo in an attempt to confirm the country's arrival on the world stage, but there is also a far darker side to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and to the Expo itself: the silencing of a growing number of protesters. Police brazenly warned Shanghai's most famous dissident, Feng Zhenghu, to keep quiet or be "disappeared" like Gao Zhisheng. 

加强中美领事条约人权保障

本文出处:8月5日中国时报

孔杰荣 (柯恩)

下个月将是中美两国签订领事条约三十周年。这三十年来,随著中美关系日益密切,双方人民互访亦趋频繁,《中美领事条约》使两国政府得以保障自己国民旅游居住于对方国家时的权益。尽管这些条约规定只有在问题发生时才受到瞩目,但其实际上保障了来往两地人民的人身安全,对于两国在经济、商业、教育、文化、运动领域的交流合作,功不可没。

但现在该是双方检讨条约实行结果的时候了。两国政府应有充分的档案可供参考。我自己偶尔接触领事争议,在一些美国公民被中国政府羁押的案件中,受他们家人之托担任公益法律顾问。我的经验显示,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或是国务院工作、经常轮调职务的美国官员,若能更熟悉《中美领事条约》的规定和实务,对他们的工作将有所助益。当然,在针对条约棘手的条款重新谈判之前,美国应先仔细分析条约过去的记录,以及其他国家在领事协定上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

美国国民应会希望他们的政府澄清《中美领事条约》中第三十五条的保障──亦即确保两国政府有权联系、探视在对方领土内的本国国民。就此至少有四个重要的议题需要考虑,均与刑事司法相关。

第一个问题是,在什么样情况下,中国或美国必须通知对方政府,对方国民已遭到拘禁。条约仅仅规定,当遇到对方国民「被逮捕或受到任何形式的拘禁」时,政府当局应通知对方领事馆。然而,在有些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当美国国民被中国的国家安全部「监视居住」时,安全部有时未及时通知,而此类「监视居住」之强制措施,实际上可以把嫌犯单独关押在安全部特殊的拘禁场所,时间长达六个月。中国官员偶尔会找别扭的理由,说他们不知道「监视居住」的情形也要依条约规定通知对方领事。有鉴于此,《中美领事条约》应该明确规范此种情形,以消除疑虑。

因涉嫌犯罪被中国监禁的外国人,受讯时经常遭胁迫,有时还会被刑讯逼供,通常只有领事的探视才能阻止这些非法行为发生。这就涉及了第二个关键的议题─通知领事以及领事开始探视的时间。就领事探视权,条约的文字相当艰涩:「最迟于主管当局通知领事馆…之日起的两天后,不应拒绝探视」,另外,关于通知对方领事馆的期限,除了异常通讯问题外,条约允许四天的时间。

这意味著,在领事会见、协助聘请律师和翻译前,犯罪嫌疑人可被拘禁长达六天的时间。但即使是这么宽松的时限,中国政府仍然经常违反。直到领事到达前,犯罪嫌疑人必须独自面对企图迅速取得口供的审讯人员。为减少逼供的危险,最好能把通知时限缩到四十八小时,并规定领事可以在接获通知后立刻探视。

第三个重要的议题是,在每月的领事探视中可以讨论什么?条约仅提到领事与自己国民「谈话」的权利。中国的解释很狭隘,当局通常禁止领事讨论案件内容,也没有提出任何正当依据,领事若想讨论案件,在场监视的警察会加以制止。中国这种做法大幅削弱了领事探视的作用,有必要改进。

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中国不公开庭审时,领事官员是否有权旁听审判?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最近的美国石油地质学家薛锋案,困扰著美国政府,也在前一阵子力拓公司胡士泰案中使澳洲政府伤透脑筋。和中澳领事协定类似,《中美领事条约》允许领事旁听一切涉及自己国家国民的审判,没有例外。此外中国法律也明确表示,只要领事协定允许领事旁听审判,即使是在不公开的庭审,包括国家秘密案件,仍应准许领事旁听。

过去在一些国家秘密的审判中,中国法院也曾允许领事参与,然而近年来却开始禁止,也没说明任何合理根据。如果美国官员把在中国被拘禁的美国国民权益当作第一要务,他们应该抗议中国将领事拒之门外的做法,并说服中国政府明确重申其义务,允许领事旁听。

然而,即使中国同意,美国也许会有其它顾虑,不见得愿意修改条约。根据对等原则,若条约改善领事权利,美国也必须给予中国领事同等的权利。但由于美国对中国间谍和国家安全的顾虑日增,美国执法机关或许不愿意更迅速地通知中国领事。尤其是美国的联邦制使遵守条约规定更加困难。美国恐怕也不想让中国领事与案件敏感的囚犯自由地讨论,或者让中国领事旁听不公开的庭审。两个政府的执法机关也许看法略同。

另一个不利于重新谈判条约的因素在于,《中美领事条约》中的领事权利一旦扩张,其它政府,包括台湾在内,说不定都会要求中国、美国改善现有的关于领事权利的安排。

最后,美国长期忽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对其他许多国家违反公约义务,做法令人反感,因此美国政府可能也不希望向任何国家提起领事保护这个议题。这对许许多多中国、美国和其他各国人民的权利而言,却是非常不幸的事。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英文原文请参 www.usasialaw.org 。亚美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玉洁译。)

Jerome A. Cohen. Neither "Green" Nor "Blue". SCM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 three years of publishing a bi-weekly column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in Taiwan's Chinese language China Times, many topics and issues have been raised. In the course of such writing, criticisms of said writing have also been raised. Yet, I reminan that I am neither "green" nor "blue."

刑事司法存在“两个中国”

本文出处:2010年9月2日 中国时报
孔杰荣(柯恩)

从刑事司法正义──及非正义的角度来讲,确实存在著“两个中国”。在其中一个中国,数以千计的法律改革人士──包括学者、律师、法案起草者、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官员──多年以来不辞辛劳地致力于创制法律、法律解释及规章,旨在使目前的制度更公平、更准确,而这两点也正是该制度长期以来非常需要的。

在这个中国,下列事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针对目前为数众多的死刑罪名,全国人大预备减少其中将近五分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执法部门刚刚订立了程序规定,禁止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作为定案依据,并规定对死刑案件中证据进行特殊审查;最高法院近期重新担负起死刑覆核的艰巨任务,每年对下级法院判处的几千起死刑案件进行审核;两年多前新修订的律师法得以颁布,意图使辩护律师能保护嫌疑人和被告的权利。

警务人员滥施酷刑,司法冤案层出不穷,这些惨剧激起了中国国内民众的愤慨;不仅如此,五花八门的刑讯方式也令国外感到震惊,更不必提每年实际执行死刑的数量──其确切数字虽无从知晓,但无疑相当庞大。受此刺激,中国政治领导人已逐渐开始将刑事司法的运作提上更高的日程。中国在一九九八年就已签署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未批准,也未打算对该公约所要求的正当法律程序做出完全的承诺。不过,鉴于中国已在一九八八年正式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这似乎代表,领导人有意承担中国在此公约下的义务。同时,领导人还授权采取措施,进一步减少判处死刑的数量,期望或许可以减至每年四千起;而在此之前,中国每年判处多达一万至一万两千起的死刑,有时甚至还不止这个数字。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认为,如果这个数字能减少至两千,到那时,中国政府也许就不必大费周折,难堪地将这些重要的数据按“国家秘密”来对待了。

但是,另外那个中国会允许实现这样的目标吗?在那个中国,改良的纸上法规被严峻而不透明的现实所覆盖。那是一个由警界主导法律体制的中国。在面临国家十分严重的犯罪问题时,这个体制不愿遵守那些会限制追诉重要调查对象的法规。这尤其反映在定期的、高调的打击犯罪活动中,例如反复出现的“严打”,或是近期在重庆市开展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所谓“打黑”运动。

重庆政府广受民众欢迎的打击当地“黑社会”运动,是展现法律和现实交锋的最近实例。当时,最高法院和中央政府执法部门正在筹备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即基于国家长久以来禁止酷刑的规定,排除以刑讯或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口供;然而与此同时,重庆警方却忙于一项系统性的、漫长的酷刑计划,逼迫“打黑”运动中抓到的嫌疑犯,承认一些他们可能根本没犯下的罪行。

重庆建筑工程企业家樊奇杭的案子,目前已移交最高法院进行死刑覆核。鉴于之前种种禁止刑讯逼供的尝试并不尽如人意,这个案件给了最高法院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显示,这次新的证据排除规定应被正视。如果最高法院能承认该案定罪的证据是由刑讯逼供取得,并基于此撤销对樊奇杭杀人罪和其他罪行的认定,将案件发回以求一个更加公正的审判,这将成为中国执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反之,如果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即承认对樊的定罪,则意味著一切如故,未有改善。

一旦樊的定罪被推翻,就相当于公开证实了重庆警务人员、检察官、法官违反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自然少不了薄熙来这个掌大权的市委书记。薄领导了“打黑”运动,但同时,他不仅否认“打黑”过程中违反人权的指控,且对揭发此类行为的律师表示轻视。

樊的辩护律师朱明勇是一名能干的北京律师,在新的证据排除规定生效前,他曾先后向重庆一审、二审法院要求排除樊的口供作为定案证据,但均以失败告终。他意识到,到了现在,如果他仍固守于传统的辩护方式,则案件在最高法院“翻身”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因此,他采取了非同一般的手段,将樊遭受的长达五个月非人般的、专业手法的折磨公诸于众。除了媒体简报中血淋淋的细节,朱还将一个记录片提交最高法院,其中包括祕密录下的摄影片段,如实地拍摄了在押中的樊奇杭。这个纪录片同时也被朱公开。片段显示了樊的手腕上清晰的伤痕,这是若干月前,他连续数日被双手铐起反剪着吊在刑讯地点窗户的铁栅栏上,手铐嵌入他手腕后留下的。樊还在录影中提到他曾三次试图自杀以逃避这种折磨,并指出了因此留在他头部和舌尖的伤口。

朱明勇富有想像力的律师技巧,以及大胆运用的公共关系策略,有赖于勇气,也需要独立性。北京律师李庄,由于无畏地为另一位所谓的黑社会首领辩护,现已身陷囹圄。他的入狱极端令人愤慨,因为其缘由竟是所谓的唆使当事人编造受到刑讯逼供的供述。而在令人哗然的公开披露之后不久,朱明勇律师便杳无音讯了,或许,他是为了在最高法院评议期间保护自己。人们希望,他不是像中国最著名的维权律师高智晟那样,“被失踪”了。

最高法院的法官会怎样做呢?许多中国律师和改革人士希望,最高法院的法官能通过推翻对樊奇杭的定罪,以及对重庆的刑讯“运动”展开普遍调查,促使实践中的法律向书本上的规定进一步贴近。但那同样需要勇气和独立性,就像已失踪的樊奇杭的律师所拥有的那样。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作者艾华 Eva Pils,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英文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

“赤脚律师”艰难维权──中国农村正义之路在何方?

孔杰荣(柯恩)

中国的法律改革人士、政治活动家和宗教践行者还能承受多少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中国政府还要借“和谐稳定”之名强加于他们多少痛苦,同时令其自身在这个需靠“软实力”征服的世界面前蒙羞?这个取得了非凡经济发展成就,令几亿人脱贫的政权,为何会招来像高智晟、郑恩宠这样的“维权律师”,刘晓波、胡佳这样的知识分子,以及数以百万计不知名的“家庭教会”和法轮功信徒的坚决抵制,甚至不惜以身殉道?

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上周刑满获释,使得此类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就算一般中国民众不晓得,全世界都知道,今年三十八岁的陈服刑五十一个月后,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被囚禁。他的家,一间位于山东省赤贫地区东师古村的简陋农舍,不是“避风港”,而是监狱。

这样的状况实在陈意料之中。零六年三月他被警方拘禁,但早在那之前七个月,他的家就开始受到大批员警及其狗腿二十四小时无间歇的非法包围。这些人除了阻止陈和陈妻──同样勇敢无畏的袁伟静女士──离开村庄外,也不允许律师、记者或慕名前来拜访陈的人进入村庄。陈曾有一次突破阻挠逃往北京,但随即被他们强行带回,同行的律师也遭到殴打。陈的电子通讯亦受到管制,盲人专用电脑也被员警没收。在陈服刑的大部分时间内,其妻仍继续受到警方骚扰。现在这种骚扰再度升级,不仅在他们房子周围和村里道路上增派人力,还加装摄像机进行监控。

这对满怀理想的夫妇,何时能自这梦魇中醒来?当地政府已决意要摧毁他们的意志。陈的家人被剥夺法定每月探监的权利。陈在被拘留后不久,即受到严重殴打。零七年,陈被授予享誉国际的亚洲“麦格塞塞”新兴领袖奖,但袁女士却被禁止出境代替其夫领奖。零八年,陈患上持续性腹泻,健康恶化,却被政府剥夺充分治疗和保外就医的权利。这不禁令人怀疑政府是不是企图令他在肉体上永远成为“废人”。去年,看管袁女士的人告诉她,政府已花费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用于管制这个家庭,另又拨出五千万元在此目的。对于一个贫困的村庄,这是何等一笔巨款!最近,他们加大恫吓力度,拒绝接收陈的女儿进入幼稚园,理由是她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陈究竟做了什么,让他遭受如此折磨?经过两次荒唐“审判”,这个穷苦农民的儿子被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和“故意毁坏财物”“莫须有”定罪。然而,他真正的“罪行”,却是试图利用法律手段来纠正地方政府的一些错误行径。陈并非习法出身,他和其他许多盲人一样接受了成为按摩治疗师的训练,但他深感于作为一个残疾人所受到的官方歧视,遂决定以法律手段阻止歧视。但是,沂南县(人口九十二万)仅有的四名律师,为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无一愿接这类没有“油水”的案件。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沂南县办公室,顾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亦拒绝协助陈落实国家的反歧视法律。

不得已,陈决定利用中国法律制度的特点,作为非专业人士参加诉讼,并且很快因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而声名远扬。他试图追究地方官员违反国家税收规定、残疾人保障法和刑法的相关责任。虽初见成效,但很快他就开始面临来自法官的阻力。这些法官夹在国家法律和地方官员中间,他们的资金来源、晋升、工作保障等等均有赖于后者。零二年,《新闻周刊》国际版的封面故事以长达八页的篇幅介绍了陈及其事迹。隔年春天,美国国务院即邀请陈赴美对法律机构进行考察。正是那次行程,使我得以与这位富有魅力的年轻人成为朋友;然而在他的家乡,政府的不满也愈演愈烈。

零三年九月,我在清华大学任教,便邀请陈来北京,介绍他认识几位法学教育家。陈认为单单满足沂南县的法律服务就需要数百名“赤脚律师”,我希望这些教育家可以支持他为这些“赤脚律师”提供培训的想法。我们还送给他一些工具书,内容出乎意料的好,能帮助非法律人掌握中国复杂的法律和司法程序。

由于陈坚持,只有亲眼所见,才能了解中国广大农村的法律需求,我和我的妻子隔月便前往陈的家乡东师古村停留数日。我们见到他的邻居,采访了他的“当事人”──一群身残志坚的残疾人,并拟定了“赤脚律师”培训计划。陈在当地人心中无庸置疑的声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许多人日后被禁止出席陈的庭审作证。同样令我难忘的,是看到几周前他刚刚拿到的工具书,已满是翻阅和标注的痕迹。陈的妻子和兄长负责将这些书读给陈听,他们同时也是陈业余法律援助活动的一分子。

不幸的是,我们的计划被省政府为满足中央分配的节育目标所发动的一场残酷运动,扼杀在襁褓之中。仅山东一省,数以千计的妇女因躲避强制堕胎和绝育,受尽当地官员野蛮虐待,其家人亦不能幸免。许多受害者向陈求助,陈却越来越沮丧地发现,以他之力,无法说服官员或是法官,停止这种对国家计划生育和刑事法律的公然违背。

我最后一次见到陈,是零五年夏,他精神紧张,烟不离手,因失眠倍显虚弱。不论风险多大,他仍不顾一切地通过互联网和外国记者来曝光这些法院不愿干涉的暴行,也因为这方式太有效,危及了他自身的安全。

“‘上面’究竟想让我怎么样,上街组织暴动吗?”陈激动地问我,“为什么不让我通过法律办事呢?”讽刺的是,对陈不公正的定罪是中共给他的答复,而罪名正是他一直试图避免的抗议方式。尽管中央有关部门事后亦谴责山东省在执行人口政策中的倒行逆施,但揭发这个问题的人却成了“替罪羊”。

上周,获释后的陈光诚告诉朋友们,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不知道接下来无止境的软禁,会不会最终将他瓦解?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英文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

只谈法治·不分统独

本文出处:2010年8月19日 中国时报
孔杰荣(柯恩)

自我开始在香港南华早报和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两周一次的专栏文章,已整整两年。这些评论文章大部分是关于中国大陆、台湾或两地当前的法律和司法议题,以及自2008年马英九出任台湾总统以来,两岸和解进程中的政治法律议题。

我所探讨的均为敏感性话题,无论是有关刑事司法、法律职业,还是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我试图起到建设性批评的作用,指出问题,引起关注,并提供可能的改进方案。

对于中国,我既非支持共产党,也非反对,而是寻求当前政府下的改良。对于台湾,我既非蓝也非绿,我所支持的是台湾过去二十年在民主和制度化进程中所进行的改革,这些改革成就非凡,是中华历史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当我开始撰写这些专栏时,一些台湾观察家认为,马总统是我的朋友,也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给予他不遗余力的支持。其他人则期待我会站在民进党一边,因为我不但与我的另一名前任学生、前副总统吕秀莲是朋友,且我一向反对国民党过去在台湾长期专制时期施行的镇压。但我肯定,所有这些期望到我这里都落空了,因为我尽力不让友谊或政治过往模糊我的焦点,开放民主执政、人权保护和法治建设对我来说,才是最为重要的议题。

我的期望同样也落空了,因为台湾有些人在分析法律和政府议题时,不就事论事,而是基于台湾过热之党派斗争,以对哪一方产生影响为依据。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由于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则关于改革的批评与建议都集中在问题的是非曲直上,而非对党派的影响──至少从表面来看是这样的。然而,近来一股上升的“爱国主义”浪潮,使得更多的作者将原本负责任的分析,代之以显示“爱国”情操的辞藻。

在此背景下,当我得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湾事务研究员赵念渝近期以一冗长篇幅对我之学术立场进行抨击,我并不感到诧异。如同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的“爱国主义者”,他问道,意见不同的外国人为什么不能“少管闲事”。

为什么一个外国评论家会建议,如此重要的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在被台湾立院通过之前要接受逐条审查?为什么他坚持,认定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贪污罪行必须基于一个检方和法院行为均无可质疑之审判?为什么这个评论家要督促法务部停止试图惩戒积极为陈水扁辩护之律师?为什么他要呼吁成立独立委员会,以调查检方对贪污罪是否“选择性”起诉?并且,为什么他会要求台湾政府允许被流放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维吾尔独立运动的领袖热比娅入境?

在赵看来,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在研究了我的许多文章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即我必然是“绿色”。他指责我打着客观评论员的旗号,表面上以台湾之最优利益为己任,实则私下拥护台独,恨不得马总统的国民党政府下台。

赵完全无视我提出建议时根据的理由。对他来说,无论是加强议会民主制和透明度,给予前总统一个无可非议的公正审判,保护积极辩护的刑事律师,通过对选择性起诉的独立调查重建公众信任,还是接受争议性的来访者从而使信息自由最大化──所有这些政策都只是企图阻挠两岸和平和解进程的假面具。

无疑,赵极不情愿直接面对这于其不利的真相。他无法找到任何有关于我支持民进党台独的言论。此外,他不得不承认,在那篇遭其责难的关于ECFA的文章中,我和我的同事指出,在两岸未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的情形下,马总统仍成功地与北京之间签订了超过十二个重要的协定,最终签署了ECFA,我们表示这些成就值得称许。

任何客观的读者必然可以看出,我们赞成ECFA以及马英九所带来的和解进程。可惜,赵声称,若理解不错,则即便是在这些段落中,我也在运用律师的语言,巧妙而隐晦地表达我对马所取得的两岸间成就合法性的质疑!

我对台湾各方法律改革提出的建议,在赵看来都是暗中拥护台独,他还将此归结于我不理解中华文化。很显然,他认为如果我理解中华文化,就不会提议加强议会民主制和政府透明度、建议给陈水扁公正的审判、保护刑事辩护律师、倡议建立独立委员会以消除对检方是否公正的怀疑、或加强公众对相关信息的知情渠道。虽然赵质疑的是我个人是否有能力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但他却提出,希望“所有爱好管事的美国精英”都到中国和台湾落户二十年,接受开明教化以求理解“一个中国”政策的正确性。

我也同意孔子对人之可教性的信仰。但我希望,赵不至于需要另外二十年,才能懂得领会这些事情的价值:包括行政部门对选举产生之立法机关负责、法律正当程序、积极的刑事辩护、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不受限制的信息流通。此外,正如台湾杰出律师、国民党重要顾问陈长文近期所强调:“法治是两岸之间创造可长可久的稳定与和平,不可或缺的基石”。而他可不是“绿色”。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

人道第一 抢救刘晓波

出处:2010年10月14日 中国时报

作者:孔杰荣(柯恩)

衡量刘晓波在上周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产生的影响,除获奖者本人外,至少有六个群体应纳入考量。一是通过扼杀异见维护统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二是夹在党的政策与法治要求中间,左右为难的法律精英;三是目前以刘为重要象征的一群异议人士及“维权人士”;四是人数甚众,也更加多元化的一批努力想要调和中国传统、“西方化”、民族主义和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五则是在此之前对刘一无所知的普罗大众,他们对刘与他人共同起草的民主宣言《零八宪章》也闻所未闻,尽管该宪章迄今已有约一万人签署;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因刘晓波获奖再度燃起对中国政治体制性质的关注。

中共领导人,即便自三年前召开的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起,就以日愈严苛的镇压式手法统治这个国家,但对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这个军火制造者最近一次抛出的重磅炸弹,也无法置之若罔。他们旋即作出了极为糟糕的回应。领导人依旧“失声”,外交部却宣称,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是对该奖项宗旨的“亵渎”。与此同时,警方也将一切国内的庆祝活动扼杀在襁褓之中。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仅仅见了狱中的丈夫短暂一面,就被软禁起来。公开的支持者们,不是被拘禁,就是遭到殴打或威胁。即便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虽近几周频频示意赞成普世价值与政治改革,以致引发人们各种猜测,但被问及对获奖事宜的看法时,却选择保持沉默。

然而,政治局委员何其聪明,他们知道以保持沉默和镇压的手段,无法化解眼下的挑战。不可否认,当一九八九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另外一些虽不那么有名,却同样重要的奖项颁布之际──如异议人士胡佳获得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以及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获得菲律宾的麦格赛赛奖──这一招曾非常奏效,帮助中共平安渡过由此引发的风波。但眼下的情况,却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然,刘获奖带来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还不甚明朗。刘晓波不太可能立即获释。毕竟,胡佳也还身陷囹圄,而陈光诚,即便在服刑期满后,也仍然被软禁在家。但是,鉴于二零一二年将产生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刘的获奖,或许会引发对此间席位角逐的关注,甚至于产生影响。许多坐卧不宁的中共干部,在未来领导人的选择上,会倾向于那些能够积极应对来自国内外人权压力的人选。

诚然,中国迅速成长起来的法律精英群体中,有许多人都会乐于见到这样的改变。自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共发布的法律政策频频倒退,其任命的高层法律官员,虽政治性强,专业方面却不合格。这一系列问题,都对中国数十万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行政官员以及法学教授的日常工作产生了影响;尽管他们中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却也在不断与这种现象搏斗。刘的获奖,唤起他们对普世价值的记忆──这个中国自七九年起的法律改革所一贯秉承的价值观;同时也让他们想起了,中共一意孤行,对其自身引入的准则阳奉阴违,其不断加剧的态势,已经遭受到外界的抵制。原本,在比较保守倒退的中共组织,和比较自由化的法律精英之间,“红”与“专”的紧张关系就酝酿已久,蓄势待发,刘此番获奖,无疑更热化了这一冲突。

一个更明显的群体,则是在这个国家中,受到四面楚歌的异议人士及“维权人士”,以及勇于为这些人辩护的律师,刘获奖的消息对他们来说如同注入一剂强心针。这些言论自由和法治的支持者,一直以来孤军奋战,非常渴望得到国际社会对于他们所作出的牺牲的认同,哪怕这种认同令他们遭受到更惨重的镇压。

与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不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避免正面冲突。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国情、目标和政策,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不过,不论他们给改革开出怎样的“处方”,他们都相信,为了避免引起中共的镇压,这只能是一个耐心的、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因此丧失中国社会经济进步带给其的可观利益。其他人,则当然是害怕需要他们以身殉道。不过,刘的获奖,对他们正在进行的关于中国传统、当前面临的窘境,和未来方向的争论,无疑是火上浇油。

由于党政府对媒体和网路的控制,中国好几亿人此前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闻所未闻,因此要衡量该奖项带给他们的影响,就比较困难。拜这一周来大规模的封锁消息运动所赐,他们中大多数人恐怕仍然对刘晓波获奖一无所知。此外,中国政府似乎摆出想要“借力打力”的架势,在尽可能地强加其单方面解释之后,逐步开放了消息。然而,此番获奖已被称作是一种“侮辱”,是帝国主义的最新阴谋,通过否定中国的价值体系和丰功伟绩,来羞辱中国人民。

该奖项对于外界的影响,无疑是最显而易见的。所有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以及民意,绝大多数都为这一选择欢欣鼓舞。甚至是致力于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达成历史性和解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也建议立即释放刘。国际社会达成鲜明共识,一致支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所表述的原则:“当其他人无法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发声”。

继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天安门惨案后,这是中国领导人作出的最有违人道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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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 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作者义务担任刘晓波之妻刘霞的法律顾问小组“现在自由”(Freedom Now)之成员。英文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

钓鱼台是颗不定时炸弹

出处:2010年11月11日 中国时报

作者:孔杰荣(柯恩) 约翰.范戴克

今年九月份,日本在钓鱼台列屿(日本称尖阁诸島)附近的十二海里领海内逮捕了一名中国渔船船长,此事再度使得两个东亚巨头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钓鱼台列屿位于台湾东北方向,地处偏远,由五个小岛和三块寸草不生的岩礁组成,土地面积总共不到七平方公里,已被证实无法维持人类居住。除了能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外,它们本身没有多少重要性。但是,由于日本控制了这片群岛,且坚持称这片群岛不仅应当享有领海,同时也享有广大的专属经济区以及相邻大陆架的一部分,這使得群島的主权问题,牽涉到如何在东中国海上公平划界这一重大挑战。

中国对这片群岛的主权主张是基于对无主领土的“发现”,此一“发现”可以追溯到一三七二年,并由数百年来中国政府与该群岛的接触和相关官方文献中推知。日本的主张亦基于“发现”其所谓的无主领土,尽管一系列的日本明治时代官方文件显示(其中数份文件是由台湾学者邵汉仪爬梳寻得),日本政府在一八八五年欲将该群岛编入领土时,已深知中国对该群岛在历史上的权利与主张。往后十年中,明治政府不仅未完成必要的实地调查,以确认群岛是否为无主地,并认知此事“与清国不无关系”且牵涉“与清国之交涉”,这与日本现今的口径完全相反。明治政府当初为避免中国起疑,刻意选择隐瞒其占领群岛的意图,“待他日之机会”再采取行动。那时机在一八九五年一月来临,当时日本即将于“甲午战争”击败中国,日本内阁选择在那时通过决议,宣称群岛为日本领土。但即便是这项内阁决议,也一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公诸于世!

中国坚持,这片群岛不是因为日本单方、秘密的内阁决议而归属日本,而是和台湾以及其他一些没有提到的附属岛屿一道,在一八九五年五月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因此,中国主张,这些小岛也应当与台湾和其他附属岛屿一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并归还给中国,而不是同琉球群岛,一起落入美国政府的临时行政管辖。

日本则指出,群岛在战后被置于美国行政管辖之下,不管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都未提出抗议,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实曾拒绝接受战后所有的和解条约,因为这些条约当时都将它排除在外。

一九六八年,联合国经调查,称这片群岛附近区域可能蕴藏大量石油与天然气。此后,当时相互竞争的两个中国政府,都开始对美国计划在一九七二年将群岛归还于日本管辖表示抗议,尽管美国当时对这片群岛的最终主权归属不持任何立场。如今,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崛起”,而这些小岛的法律地位尚未解决,这项悬而未决之领土争议不仅开始阻碍这个地区石油和渔业资源的开发,同时也威胁到和平与安全。

美国最近尝试提出针对此争议“主持”一次讨论,但中日两国无一接受该提议。中国希望美国不要插手任何有关中国的海界问题,并且已经在有关南中国海的讨论中表明这一立场。对于中国来说,美国介入东中国海争端显得更为不宜,因為虽然美国公开表示对领土问题保持中立,但却重申这片群岛目前在日本管辖之下,且受到一九六零年《美日安保条约》的保护,这一点大大激怒了中国。

尽管日本通常重视美国给予的支持,以平衡中国日益壮大的势力,但也不欢迎美国提议介入这场争议,因为日本根本荒唐地否认任何争议的存在。此外,假如美国真要成为一個公正的调解者,它就不得不注意到,日本对这片群岛的主权主张是建立在对十九世纪晚期历史的扭曲之上,这在国际社会中完全立不住脚。

如同中国屡次提及的,一个调解者也会提醒日本,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百廿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国际法院相关判决以及国际实践,这些渺小、无人居住且不能维持本身经济生活的海中零星土地,不能和真正的“岛屿”一样享有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也不能享有相邻大陆架的资源。

该是日本重新检视其国际海洋法观点的時候了。那些明显不负责任的观点,只会使另外那些本应被认真考虑的观点也丧失可信性。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或许最具侮辱性的,是日本主张,构成其最南部“陆地”的一块叫做“冲之鸟岛” (中国称冲鸟礁)的岩礁也享有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而这个暗礁系,涨潮时露出海面的部分,还没有一个加宽双人床大。

如果日本想要和平解决和中国之间有关东中国海的海界纠纷,它还必须抛弃那毫无说服力的主张,即钓鱼台—尖阁诸岛有权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样一来,该群岛的所有权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争议也就可以暂时搁置。之后,就东中国海的划界问题,虽然中国主张要控制其广大大陆架的经济资源,日本则拥护在相邻海岸间划分等距离的专属经济区界限这个盛行的原则,但双方可以继续磋商,以求达成妥协。即便是在敲定边界协议的复杂细节之前,他们也可以实施其长期搁置的计划──共同开发争议区域内的石油资源。

为避免在未来就钓鱼台─尖阁诸岛再起冲突,争议双方应当建立一些协调机制,包括开设一条“(领导人)热线”,就像中国向越南建议的那样。尽管中日两国都不热衷于国际裁判,但为将国内民族主义激情导入建设性管道,双方应对其所持法律立场展现足够的自信,不惮将领土主权争议提交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或是双方同意的仲裁机构。更多的犹疑不定既危险又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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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作者约翰.范戴克 Jon M. Van Dyke,夏威夷大学Manoa校区威列姆里查森法学院教授,卡尔施密斯鲍尔专家学者。英文原文请参http://usali.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

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张

出处:2010年11月25日 中国时报

作者:孔杰荣            约翰·范戴克

中国日益自信的外交政策表现在众多方面,其中最令邻邦及美国头疼的,是其对大片南中国海主张的各种权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解释,对这片战略意义重大,矿藏、渔业和其他资源丰富的水域,其具体主张和依据是什么。

在这片广袤海域,海界的确定乃题中之义。但是,争议各国大部分注意力却围绕在两片渺小群岛的主权争夺上,而根据国际法,这些小岛不应对海上划界产生重大影响。“西沙群岛”位于南中国海北部,毗邻中国和越南,两国均长期对其主张主权。“南沙群岛”位于南部,临近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汶莱,面积比西沙群岛还小,却长期引得中国和上述邻国争相主张权利。

尽管中国过去并未对这两片群岛实行“有效的占领和控制”,但仍基于上世纪与它们的历史联系而主张主权。群岛附近的其他国家也提出相似主张。这些小岛在历史上无人居住,但近半个世纪来,争议国在其中许多小岛派驻了守备部队。直到约一九七零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开始对这些小岛产生浓厚兴趣,那之前,那些潮涨时露出水面的部分,大多被其他国家占领着。一九七四年,中国使用武力,把即将倒台的南越南共和国政府逐出西沙群岛。一九八八年,中国刚开始“占领”南沙群岛一些低潮高地,便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赶出永暑礁。

中国主张的范围,通常被认为是根据蒋介石国民政府一九四七年公布的一张地图,不久后国民党被共产党逐出大陆。这张地图用十一段虚线将领海一直标到南中国海的南部。后来,共产党时代的地图取消了东京湾(中国称“北部湾”)的两段虚线,但另外九段虚线,勾勒出蜿蜒至南中国海南部的舌状轮廓,仍被反复提及。去年,马来西亚和越南联合对该区域中南部的部分大陆架提出主张,中国便在正式抗议文件中附上此图。

看上去,中国对大片南中国海提出“历史”的主张,却从未明确究竟是主张这片水域为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延长大陆架,还是此区域所独有的某种状态。中国只公布了西沙群岛享有十二海里领海的笔直基线,但对南沙群岛却未比照办理。

去年,菲律宾对位于南中国海东部一些小岛周边的大陆架地区,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正式主张;马来西亚和越南也罕见地递交了它们对大陆架的联合主张。中国均表示强烈抗议。

今年七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区域论坛发表著名讲话,质疑中国广泛却含糊的主权主张,惹得北京愤怒回应,并于八月底宣布已在南中国海海床深处插上国旗,以此作为象征性依据。不久后,中国对日本的激烈施压,要求其释放在东中国海有争议的尖阁诸岛/钓鱼台附近海域逮捕的一名中国渔船船长,这再次令世界注意到,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危险日益增加。

怎样才能改善局势?中国似乎倾向于,与那些有领土和边界争议的国家,进行一对一的一系列双边谈判。这估计会和中越二零零四年的谈判类似,当时两国达成彼此满意的妥协,大致区分了对邻近东京湾的管辖,促成中国首个海界协定。但其他争议国无疑欲以数量增加保障和谈判筹码,更倾向于集体谈判,正如希拉里所形容,“所有争议国家为解决各种领土纠纷,不以胁迫方式,而以合作态度进行的外交过程。

东盟成员和中国于二零零二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尽管被许多人解释为支持集体协议,其实只规定要“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一九八二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来解决争端。签署国进一步同意,将“通过各方同意的模式”继续进行磋商和对话。不过,中国和东盟外交官的想象力不该就此枯竭,而应继续寻找一个能够兼顾双边和集体谈判优点的解决方案。

就像在东中国海的问题上一样,各国应当迈出的实质性第一步,即同意,争议群岛主权的争端就南中国海划界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南沙群岛不适宜人类居住,且无法维持自身经济生活,因此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们无权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尽管西沙群岛现在可能被视为适于居住,但争议各方若有心达成妥协,应该能以谈判来限制这一状况可能引起的主张。如果所有争议国,能像中国对尖阁诸岛/钓鱼台争议所采态度一样,同意这些极小的岛屿和岩礁不应左右海界划分,就海界问题达成妥协就会容易得多。

依此方法,就可以沿着相邻国家大陆和大块岛屿的土地边缘划定公平边界,承认西沙群岛可纳入划界考量,从而在离中国最近的海域,划出可观的一片海洋给中国。如此,该区域的国家便可一同开发南中国海的各种资源,如二零零二年宣言所言,带来“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与繁荣”及“航行和飞越自由”。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作者约翰.范戴克 Jon M. Van Dyke,夏威夷大学Manoa校区法学院教授,卡尔施密斯鲍尔专家学者。英文原文请参http://usali.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

中美关系的危险地带

出自:2010年12月9日 中国时报

作者:孔杰荣(柯恩)  约翰.范戴克

 中美之间关于在他国专属经济区(经济海域)内可开展何种军事活动,素来争议不断。上周美国和南韩在位于中国与南北韩之间的黄海海域进行的“战争演习”,戏剧般地将这场争议催至沸点。

中国尚未正式划定其专属经济区的界线。和除美国外的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该公约,一国的专属经济区自其海岸基线起算,宽度可达二百海里。如果一国与其最近邻国间距离不到四百海里,则相对的两国需要通过磋商来划分海界。

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便存在就上述划界问题进行磋商的迫切需要,这也一直是国际的关注焦点。然而,美韩上周举行的美其名曰的“联合军事演习”表明,相邻沿海国如无法就黄海的划界达成一致,亦会引发危险局面。这些演习再度使这个问题浮出水面: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究竟何种军事活动是被允许的?

一个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对于所有生物和非生物资源拥有绝对控制权,并有权对其他国家在该海域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进行限制。但是美国主张,他国的船只及飞行器—不论用作军事还是商业用途—在这些海域均享有航行权和飞越权,这一主张似乎也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文本和磋商过程记录中寻得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十六年来,中国频频表态,不会干预他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及公海上的航行权。中国用语言和行动表明,中国允许商用船穿越其专属经济区。一小部分公约缔约国宣称,该公约允许沿海国限制其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中国虽不是它们中一员,近年来却不时拥护这种主张。在零一年和零九年,中国两次对美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发难,均酿成中美间的危险对峙;不仅如此,中国还抗议美国船只在这些水域开展水文测量活动。

二零零一年,一架未武装的、由螺旋桨带动的美国海军EP-3侦察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空域沿中国海岸线飞行时,与一架中国派出盯梢的中国战斗机发生碰撞。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罹难。美国极力主张,其飞机有权飞越中国专属经济区而不受阻挠,因此中国的盯梢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中国也毫不示弱,回应称美国的侦察飞行违反了中国对其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因为这并非单纯的飞越,而显然是企图从中国沿海地区和军事设施截取消息。

去年的冲突事件则涉及美国的另一种侦测行为。美国监测船“无瑕号”装备了先进的声呐系统,在中国海南岛潜艇基地以南七十五英里的方位,监测中国潜艇位置。三艘中国政府的船只和两艘渔船企图干扰“无瑕号”的声呐设备。尽管“无瑕号”最终避免了重创,但是这次冲突进一步突显了中国在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问题上的观点。

美国一贯主张,专属经济区内及公海上的侦测活动是合法正当的。虽然中国拒绝接受这一观点,但据报道,中国自己也长期在日本和越南附近的海域,悄悄进行着类似的活动。

美国还试图对世界各大洋的海床进行勘测,从而使其潜艇在航行中不至撞上障碍物,而勘测范围也包含了上述专属经济区。在美国看来,这类活动对于航行是必要的,因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则将此种行为视作“海洋科学研究”,是需得到沿海国允许,方可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的。零二年十二月,中国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地图绘制和测量活动,都必须得到其政府的许可。

美国政府的专家强调,美国未阻止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活动,而仅仅是进行监视。但仍有不少国家主张,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至少有权禁止某些类型的军事活动。这一问题依然充满争议,而美国未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事,也使美国很难利用该公约的微妙措辞,为其主张的观点提供依据。

随着中国海军和空军的扩张,以及中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延伸出的毗邻大陆架资源的进一步主张,美国在中国附近海域进行军事活动所引发的冲突,很可能会加剧。随着中国日益迈向海军强国,美国一直试图说服中国,保护军事船的航行自由,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虽然中国还没有接受美国这种观点,但中国自己却在其邻国附近海域进行军事活动。迄今为止,中国仿佛摆出这样一个姿态:“照我说的做,而不是跟着我做。”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建议,将中国与日本之间棘手的岛屿/海界争端问题留给“更具智慧的下一代”去解决。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在主要的海洋法问题上,一直遵从着这一建议。现在,邓所说的接班人,也该是时候证明自己确实更具智慧;证明的最好办法,便是在事态失控之前,就这些危险的议题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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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作者约翰.范戴克 Jon M. Van Dyke,夏威夷大学Manoa校区威列姆里查森法学院教授,卡尔施密斯鲍尔专家学者。本系列文章请参http://usali.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

对海外国民的保护── 从“钓鱼台/尖阁诸”争端说起

本文出处:2010年9月30日,中国时报

孔杰荣(柯恩)

当一个国家的政府,认为外国政府不法拘禁其国民时,它能做些什么呢? 本月,中日两国之间爆发的争端可谓剑拔弩张,焦点想当然都集中于领土纠纷,即两国对同一片无人居住之列岛──钓鱼台群岛,在日本又称尖阁诸岛──主张互不相容的主权。不过,中国所采取的,用以帮助被拘禁的中国渔船船长脱离日本刑事侦查的方式,无疑是一些国家正在研究的,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或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类似问题。

例如,从这个事件中,美国政府能不能够学到,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其在中国受到指控的国民?美国公民薛锋目前在中国受到的指控,已困扰美国官员很长时间,中国这次的成功,是否至少应当促使美国考虑使用其他一些可能的方式来帮助薛?薛先生是华裔美国人,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后投身商界。他因帮助其美国雇主购买中国石油资源的商业数据库,已被拘禁将近三年。中国对薛的侦查和审判违反了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美领事条约》和其他国际标准的相关规定。今年七月,在长期延宕的程序后,薛被以“为境外刺探情报”和“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定罪,并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他的案件目前正在上诉阶段,但依旧是迷雾重重。

在来自薛的家人和大学同事、媒体、人权批评家以及其前任雇主的压力下,美国为薛所做的,比起一般国家为保护其国民免受外国刑事司法制度伤害的通常作法都还要多。薛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个美国试图要求中国释放的在押犯名单上,也经常在外交互访的场合中被提起。领事条约允许领事官员每月探访薛,为了显示此案举足轻重,美国不是派一般领事官员探视,而是由驻华大使或其副手,亲自前往探视,并与薛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有限交流。奥巴马总统本人,也在去年十一月与中国主席胡锦涛的会谈中,特别讨论了这个案件。上周,美国助理国务卿波斯纳也在联合国,向来自中国的代表提出了这个案件。

除此之外,美国还应当做些什么呢?由于列岛事件涉及重大领土纠纷,因此中国不仅动用了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各方面的制裁,还拘押四名日本人,用意明显,同时也威胁会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迫使日本遣返渔船船长,使得日本颜面扫地。诚然,这次的胜利也并非没有代价,除引发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怀疑之外,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众多邻邦也因此愈发忧心。

期待美国照搬中国的方式,是不现实且不适宜的。但是,要使中国领导人关注薛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以及该案对中美关系的不利影响,即便不采取恐吓的方式,美国也可以做得更多。国务卿希拉里,甚至是总统,早就应该借一次新闻发布会或演讲的机会,公开表达对此案的关切。国会的重要成员,以及美国商业界具有影响力的代表,都应当为此岸大声疾呼,尤其对于后者来说,早就该认识到事关其自身利益。

超常规的做法也会被证明有用吗?一九六七年,时值印尼对中国国民的迫害达至顶峰,而中国正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被摧残得奄奄一息。时任已故外交部长陈毅,温文儒雅,通过诗词和其他较为传统的方式,来表达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抗议。国务卿希拉里是不是也应当为薛赋诗一首呢?无疑,薛及其妻子、孩子所经受的苦难,在戏剧当中是不乏素材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案件演化为一个家庭“折磨”的故事,更何况,和被日本拘押的中国船长不同,薛确实受到过来自审讯人员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刑讯折磨。

抑或许,希拉里应当说服其夫克林顿来帮助解救薛?毕竟,他在去年曾解救两名在北朝鲜被定罪关押的美国记者。当然,鉴于另外一位美国前总统卡特,上月成功地从北朝鲜解救了第三个所谓的美国罪犯,或许这次他可以在北京试试运气,尽管美国国务院不见得喜欢他擅自行动。但毕竟,三十二年前,是卡特完成了中美建交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今年夏天,发生在美俄之间的令人震惊的“间谍交换”,启发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虽然中国并未声称,薛为受雇的石油资讯公司收集信息,是在为美国方面从事间谍活动,但是,在不就薛的定罪合法性作出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也许能够利用针对他的有关“国家秘密”的指控,来安排一次交换,交换对象则为因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近期在美国法庭被定罪的华裔人士中的一个或数个。

中国领导人是时候认识到,这个案件不仅将薛置于不公正的苦难当中,还有损中美关系。要确保作出让步以换得薛的获释,美国无须要求中国,就给薛造成的伤害进行道歉或赔偿。毕竟,这不是一个主权争议,而是有关如何公正行使主权的问题。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作者担任薛锋家人的公益法律顾问。英文原文请参http://usali.org/?p=4262。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

Jerome A. Cohen. The US – China Consular Convention: Need for Greater Protection for Individuals. SCM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is is the start of my third year publishing a biweekly column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in Taiwan’s Chinese language China Times. Most of these “op-eds” have concerned contemporary issues of law and justice in China, Taiwan or both as well as political- legal questions arising from the cross-strait reconciliation that began in 2008 with Taiwan President Ma Ying-jeou’s inauguration.

Jerome A. Cohen and Yu-Jie Chen. ECFA And 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SCM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aiwan politics is in turmoil about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signed last week with China. Although ECFA promises to benefit Taiwan’s economy, the island’s politicians have been engaged in heated debate over how the Legislature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o approve this thirteenth agreement between Taiwan’s “semi-official”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SEF) and China’s “semi-official”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RATS).

Jerome A. Cohen and J.Colin McGee. Do Chinese Have A Right To Return Home?

After camping out at Tokyo’s Narita airport for over three months in an extraordinary protest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fusal to allow him to return home, Shanghai human rights activist Feng Zhenghu made history last February. Having only recently turned him away for the eighth time, the government suddenly yielded, ending the worldwide publicity that had been poisoning the atmosphere for the impending opening of Shanghai’s World Expo.

Jerome A. Cohen. Protecting Nationals Abroad: Implications of the Diayu/Senkaku Dispute. SCM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hat can a government do when it believes a foreign government has unjustly detained one of its nationals? This month’s dangerous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understandably focused attention on their conflicting claims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uninhabited islets known as the Diaoyu or Senkaku. Yet the methods used by China to free a fishing trawler captain from criminal investigation in Japan are undoubtedly being studied by countries that have similar problem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Jerome A. Cohen and Jon M. Van Dyke. A US-China Danger Zone. SCM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Last week’s US-South Korean “war games” in the Yellow Sea offshore China and Korea dramatically brought to a boil the long-simmering US-China dispute over what kinds of military activities can be conducted in another nation’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Jerome A. Cohen and Jon M. Van Dyke. China's Claim to the South China Sea. SCM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f the many signs of China’s increasingly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 none has troubled its neighbors — and the United States –more than its claim to some form of jurisdiction over much of the South China Sea. Yet the People’s Republic has never explained exactly what it is claiming or why regarding these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waters so rich in mineral, fishery and other re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