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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即将受审?

中国时报 孔杰荣(柯恩) 2013年07月25日 05:40

还记得薄熙来吗?作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他在去年成为了中国自一九七六年抓捕四人帮以来最大政治丑闻的核心人物。在过去的数月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实际上却抓耳挠腮,为如何依照一贯的意识形态和尊重法治的口号处理他的案件而苦恼不已。现在,一份「内部情况通报文件」透露薄熙来案也许下个月终将开审。

二○一二年三月十五日,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中国的官方新闻通讯社新华社宣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这是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这是昭告天下的第一步,标志著薄熙来的政治生涯迎来了灭顶之灾。这一切始于他的前下属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二月六日企图叛逃并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该事件轰动一时。接踵而至的是另一则令人咂舌的新闻─公安机关正在对薄熙来之妻谷开来律师涉嫌故意杀害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一案展开复查。

二○一二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对王立军的调查和谷开来的复查的汇报之后,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新华社之后写道,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是鉴于「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错误和责任,且在上述两起案件(事件)调查和复查过程中还发现了薄熙来的其它违纪线索。」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公众保证,会「严格按照法律」处理薄熙来的案件,但是当时薄熙来已经处于令人闻风丧胆的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的控制之下,而中纪委本身并不是政府执法机关。

经过中纪委长达六个月的「党内司法」程序,其中包括隔离关押、高强度的审讯和秘密调查,以及中共领导人间悄悄就他的命运所展开的无休无止的拉锯式谈判,二○一二年九月廿八日,新华社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展开刑事侦查。当时,谷开来已经被法院判处故意杀人罪,她所经历的简短庭审虽号称对外公开,却是经当局精心安排布设,整个庭审过程对薄熙来只字未提,而王立军则因包庇谷开来故意杀人罪嫌而被判徇私枉法罪、此外还被判处叛逃罪、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

新华社九月廿八日的消息出乎一些人意料。此前,部分人士认为,薄熙来可能不会被追诉,而会受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悲剧事件中被罢黜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类似待遇,后者在舒适的非法「软禁」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六年。

新华社在解释将薄移送刑事侦查的原因时,逐一罗列了中纪委的调查结论。然而,这些指控却含糊其辞,其中一些内容与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毫无关系。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市长、辽宁省省长、商务部部长和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受害人为尼尔.海伍德的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他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另外,他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它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这些都「极大损害了」党、国家和人民。

九月廿八日之后,鲜有官方关于薄熙来案件的消息。十月廿六日,新华社发布一则姗姗迟来的消息称,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但是对「强制措施」语焉不详。十一月四日,新华社简单补充了一句称,中共中央委员会确认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的处分。至此之后,新华社已经沉默了将近九个月,且至今也还未证实关于薄熙来即将受审的「内部情况通报文件」。

不可否认,直至最近,中国的社交媒体以及外国媒体充斥著各种小道消息、借题发挥、流言蜚语和揣测猜想。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有用的书和文章,道出了一些事实。例如,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薄熙来是否一直在苦苦抗拒要求他认罪并供述的压力,也不确定他是否蓄须明志以表抗议,但是他的确已经聘请了两位能干的辩护律师,只不过辩护律师据说到目前都还没能跟他见上一面!

薄熙来的法律状态也始终不明朗。我们既不知道对他采取了何种「强制措施」,也不知道「强制措施」是何时开始的。我们知道的是,他并没有被取保候审。官方也没有宣布他已被正式逮捕或者被起诉。可能的是,薄熙来,就像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在内的其它政治犯一样,最初是被「监视居住」─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不是他位于北京的家中,而是一个由警卫把守的特别场所。在新刑事诉讼法于二○一三年一月一日生效前,即使案件涉及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这种拘禁也是违法的。无论如何,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该期限目前已届满。

如同刘晓波案件,薄熙来可能之后会面临正常的刑事诉讼程序,始于拘留或逮捕,然后进入起诉和审判阶段。但是,就目前来看,审查批准逮捕的期限应该已经届满。可能批准逮捕的决定已经作出,只是未公开而已,批准逮捕之后,检察机关大约需要在半年内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恐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经对这个案件准予例外,使本案不受相关法定期限的限制,但是并未公布于众。或许司法人员不过是在等待中共领导人的指示,一旦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薄熙来所遭受的起诉前拘禁营造一个理由。一些知名的政治犯甚至被关押得更久。

且不论中共领导人在宪政和司法独立这些更广的问题上有什么样的观点,他们在涉及起诉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更容易产生分歧。对薄熙来的指控是否如「内部情况通报文件」指出,仅限于受贿、贪污及滥用职权?应该举行什么样的「公开」的庭审?应该像四人帮公审那样,举行长时间的庭审,允许对证人在法庭上进行交互诘问,并且进行转播,还是应该像谷开来的庭审那样,对审理过程进行删减并且严格编排?薄熙来是个强悍的人,不易驯服,是否能够保证他会照本宣科,不暴露出强迫性的拘禁手段在他身上留下的蛛丝马迹?应该对辩护律师进行何种限制?最终应该对其判处什么样的刑罚?

中共领导人是不是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如否,当他们今年夏天在北戴河海滨召开传统的秘密会议时,习近平是否能够促成领导人构筑共识?今秋即将召开拟定政策方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他是否需要在此之前解决薄熙来的庭审?从薄熙来案件中,我们又能解读出什么宏观层面的政策?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并没有忘记薄熙来!

(作者孔杰荣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英文原文请参 www.usali.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刘超译。

薄熙來對法治的貢獻

英文原文请见孔傑榮教授2013年8月27日周二发表于南华早报(英文版)的特约专栏.

作者:孔傑榮(柯恩)

要實現彰顯大國風範的法治,中國需要具備遠見、智慧和膽識的領導人。數十年的經濟、社會和法制發展使得中國民眾倍加期待一個公平、公正且在相當程度上擺脫政治和貪污影響的法制體系。萬事俱備,只欠領導人物。

我一度曾認為,薄熙來憑藉其才智、對世界的開放姿態,以及在主政重慶之前所展示出的領袖魅力,或許會成為這樣的一個領導人。他在重慶充分利用了毛澤東時代的宣傳和手段,其在這個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政治投機主義,如果已經助他一臂之力躋身高層的話,我想,同樣的投機主義或許會促使他轉向另一個方向——為自己爭取把法律的正當程序、司法獨立和公平審判帶給人類五分之一人口的歷史角色。薄熙來利用毛澤東思想佈局,一場豪賭,一敗塗地。然而,歷史卻以奇特的方式演進。

凡熟知薄熙來在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時種種作為的人,大都不會預言薄熙來對中國政治最終的貢獻是幫助改革派奮力將中國帶上依法治國的道路。主政重慶的五年間,薄熙來對於刑事司法制度而言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災難。時任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惡名昭彰,助紂為虐,薄熙來主政期間充斥著非法的電子監控——他們甚至對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實施監聽,對私有財產進行任意搜查和扣押,肆意拘禁和逮捕他人,數以千計的受害人遭到不幸。他們實施駭人聽聞的酷刑,不僅頻繁對嫌疑人刑求,強取虛假口供,而且還索性將其作為案件進入正式司法程序之前的懲罰手段,有些時候甚至對涉案人員實施致命性懲罰。通過恐嚇辯護律師和操控法官和檢察官,薄熙來和他的部下把刑事案件變成悲劇和鬧劇,在令其名聲大噪的「打黑」期間,一些打擊對象在毫無公平可言的一審和上訴程序之後被處決。司法機關本應該對薄熙來踐踏人權的行為一併進行追訴,不過卻沒有這麼做。

然而,在薄熙來的庭審過程中,儘管他過去的同志們對其處處設限,但是比起毛主席遺孀江青在1980年至1981年間公審「四人幫」的電視轉播中的所作所為,薄熙來倒是在更大程度上,使公眾意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不公平性。而且,儘管媒體尚未關注該案前景,不同於包括其妻谷開來和王立軍在內的其他更加俯首貼耳的政治犯,薄熙來或許會堅持上訴。根據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律,上訴可能導致法院對該案件的絕大部分進行重新審理,從而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提出進一步挑戰,要求他們表現出對被告人辯護權的尊重。

刑事司法制度是中國法律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儘管辯護權有憲法和立法保障,但是在實踐中,被告人很少被給予充分的機會來質問控方證人並且反駁證人的主張。儘管英美司法制度長期以來認為,交互詰問乃人類為發現真相而發明的最偉大的制度設計,但是在中國,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開審判中,公然否認代表政府的公訴方提出的指控,卻常常被視為是不能接受的做法。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1996年大修舊刑訴法時,新增交互詰問制度,承認交互詰問的價值。當時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進步。不幸的是,這只是一個原則意義上的進步,而非實踐中的進步。鑒於該新法條並未被解讀為刑事案件證人必須親自出庭作證,實務上,證人出庭現場作證的案件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因此,在中國,甚至在被告聘請辯護律師這種少數案件中,被告也極少可能利用到交互詰問的新制度。檢察官只需要在法庭中宣讀審前庭外獲取的證人證言即可,證人無需冒險出庭承受另一方的攻擊性提問。哪怕是最好的律師也無法對一張薄紙進行交互詰問!

刑事訴訟法去年再一次大修時,為增加證人出庭的可能性作出了一些修改,但是到目前為止,新增內容似乎並未起到有效作用。然而,新法賦予配偶一方拒絕出庭作證或者拒絕在庭外提供針對配偶另一方的證言的權利。這就是谷開來的缺席得以攪亂薄熙來第一天庭審的原因。沒有比他妻子更為關鍵的控方證人了。薄熙來兩次要求法庭傳喚谷開來出庭作證以便與其進行對質。審判長說他已經批准了薄熙來的要求,公訴方同樣也申請谷開來到庭作證,但是審判長說谷開來女士拒絕出庭作證。

不過,谷開來確實選擇,或者被迫,在法庭外作出了對薄熙來不利的證言。她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不希望看到她的證言受到交互詰問的檢驗。為了降低她拒絕出庭作證的不良影響,法院播放了相關部分錄影證言,她的這些證言在前一天已經當庭宣讀過,這樣人們可以至少粗略一睹她未經受對質時的舉止神情。

薄熙來而後激烈且長時間地詢問證人徐明、王立軍和王正剛,他否認並且嘲弄證人的證言,可見,谷開來有幸避免了類似的遭遇,這也顯示了,假使她的證言經過交互詰問,可能在何種程度上被修改或反駁。薄熙來對徐明的連續發問鞏固了薄熙來的抗辯,中國共產黨宣傳部官員也立即體認到這一點,他們指示國內媒體,關於薄熙來庭審的報道,標題中不能出現所謂的「二十問」。

薄熙來的一些論點並不具有說服力,而且,他的交互詰問技巧有些時候顯得較為有限,這也情有可原。雖然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官方微博的內容日益被篩選過濾,只能管中窺豹,但薄熙來庭審的公開展示無疑給尚不習慣「對抗制」的公眾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而中國已逐步引進了「對抗制」訴訟模式,只是在現實中卻甚少實施。單憑這一點,新華社自誇薄案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的確能自圓其說。

 

(作者孔傑榮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亞洲研究兼任資深研究員。英文原文請參 www.usasialaw.org。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劉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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