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制 大陆可行?

出处:2011年3月17日 中国时报

作者:孔杰荣(柯恩)

普通民众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审理刑事案件,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该受何等惩罚?抑或刑事司法并非儿戏,最好还是留给职业法官决断?在包括香港在内的普通法法域,一个人若被指控犯罪,便有权接受由与之地位平等的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审判,这是被告做为公民享有的最基本权利之一。美国最高法院曾在判决中写到,“(陪审团制度)有其必要,一旦政府为消弭仇敌而无端提起刑事指控,或遇到对上级领导言听计从的法官,此制度可以起到制衡作用,从而保护被告”。出于同样的考量,欧洲大陆国家也建立各式各样的制度,使并未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民众代表参与审理刑事案件,和职业法官一道共同做出判决。

诚然,无论英美普通法系的陪审团,还是由法官和非法律专家的一般民众组成混合法庭的欧陆模式(所谓参审制),长期以来都受到不少批评,需要改进。很多国家尚未在刑事审判中采用任何形式的民众参与。还有一些国家废除了陪审团审判,或在实践中严格限制其适用。例如,俄罗斯就为适用陪审团审判设置了诸多障碍,尤其在政治敏感性案件中。新加坡则是在时任总理李光耀对陪审团判决感到不满后,废除了这一制度。德国的混合式法庭,只处理有限类别的刑事案件;而美国人之所以能维持他们钟爱的陪审团制度,是因为大多数的刑事案件都得以通过辩诉交易解决,根本无须审判。

东北亚国家历来认为,民众大规模参与刑事司法过程,与其国家的政治法律文化相违背。但近些年来,由于希望增强公众对司法的信心,这些国家开始对民众参与的理念产生兴趣。零八年,韩国开始试行一个与众不同的“国民参与审判”制度,此处的陪审团就定罪量刑得出的结论虽不具约束力,却对法庭最终判决结果有重大影响。日本则从零九年起,开始在重大刑事案件中,让三名法官和六名非法律专家的一般民众组成的混合法庭来做出裁决。台湾自解严后,已数次考虑采纳有关民众参与的提案;近来司法院建议“人民观审制”,由普通民众做为 “观审员”,于审判中表示意见供法院参酌,但法官不受该意见拘束。这进而引发更多提议,主张普通民众参与审判后给出的意见应当具约束力。

中国大陆至少部分地区也受到民众参与刑事司法趋势的感染。零七年末,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支持推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再次强调解决争议要通过 “人民调解”及较不正式的法院程序。之后不久,河南这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大省,在行事风格强烈的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的带领下,在全省法院开展试行所谓“人民陪审团制度”。这与“人民陪审员制度”虽只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后者是中国近半个世纪前引进苏联模式法律体系时,一起引入的,但各地执行状况不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刑事案件一审中应用较为普遍,通常由一至两名人民陪审员,与一至两名法官一道组成三人合议庭,共同审理案件,决定定罪及量刑,在理论上与法官享有平等投票权。可惜,就像在苏联一样,尽管政府不时会表示支持这个制度,人民陪审员还是不能独立决策,本应有的“混合”优势无从体现。张院长认为,他的“人民陪审团”不仅要比陪审员制度优越,同时,比起英美陪审团或欧陆的混合式法庭,更适合中国国情。

河南省内众多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甚至包括高级法院,都在试行“人民陪审团”,但适用程度有限,且多为刑事案件。被选中试行的案件大多为“敏感”丶重要或棘手的丶易对社会 “和谐”和“稳定”产生影响,包括死刑案件。地方政府和党委官员往往会参与案件挑选。一旦案件选定,法院会从规模庞大的“陪审员库”中,随机抽取 “陪审员”。“陪审员”通常为七到九人,最多时可达十三人;地方政府官员负责从当地可靠的乡镇和城市居民中选取拟任陪审员“入库”。被选任的陪审员通常来自案发地区。他们不具法律背景,并应当代表不同的职业丶性别丶年龄(二十三至七十岁)和民族。陪审员能否最终入选,需由法院负责政治工作的官员批准。

陪审员参与庭审,在庭审结束后,向法庭提出他们对案件事实的看法及该如何量刑的建议。他们并不就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也不须做出全体一致决议。法庭(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有时三名合议庭成员中会有一至两名人民陪审员)应当认真考虑陪审团的意见。如果法庭决定不接受陪审团意见,则应向他们说明理由。不过,这些理由属于“内部”文件的范畴,不会被写入判决书中。

由此可见,河南的“陪审团”(其他少数几个省也正在试行此制度)仅发挥建议性作用,并不拥有决定权。在这方面,“人民陪审团”和韩国的“国民参与审判”制度,以及台湾司法院最近提议的“人民观审制”看来相似。张院长曾接受长篇采访,反驳国内对他此项创新的一些批评;在采访中他承认,“在一个缺乏陪审团传统的国家,如果实行由民众对案件事实的完全裁断,实际上也是危险的”。可见,即便是精挑细选中的“群众”,也不像被小心控制的法官那样可靠。

由于尚无实证研究,究竟中国刑事被告能否从试行的“人民陪审团”制度中获得更多保护,从而改善他们在目前仍普遍应用的司法体制下的处境,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如去年河南省党委在其官方网站宣称,这看来确实是一个增强政府正当性的新举措;它给予广大群众了解、参与、表达意见、及表面上监督司法制度的权利,从而营造出“司法民主”的表象。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 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